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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庆节前还不能决定（是否拍卖），今年可能就没戏了”。
国家林业局原定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因为公众的反对，在8月11日被紧急“暂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的曹良处长对此非常惋惜。他对记者说，作为国内四家国际狩猎代理机构中的一家，他们目前也在等待消息。
“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他不无遗憾地说：“不光是我们代理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猎场所在当地政府在内，中国与此相关的这个圈子，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媒体和公众用无知的舆论让合法的事情停止，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曹良几乎一字一顿说，他决不同意拍卖暂停是“公众舆论的胜利”。相反，在9月1日，他对记者表示，“如果真打不成，那后果就严重了！谁来为贫困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买单？”
拍卖“暂缓”至今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在国家林业局大楼内办公的曹良，也无从得知拍卖是否继续。9月4日，他向记者透露国家林业局正让可狩猎地区政府上交分析报告，试图推动拍卖继续，但他推测说，至少近两周内，很难有结果出来。
没有人能想到，短短5天时间，会让即将举行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被迫临时取消；而国家林业局刚刚出台的一项最新决策，也不得不“暂缓”施行，甚至可能是今后都将无法施行。
就在这5天，由媒体和网络所鼓动的舆论声浪，让整个事件发生了难以预料的逆转——8月7日拍卖消息才见诸报端；8月11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家林业局宣布：计划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拍卖会取消。
而对这一结果，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也同样出现在公众（占压倒性多数）和行业人士（少数）之间。
“幸好有公众和媒体的良知和舆论，才没让拍卖进行。”北京律师王福江恨不得法院立即裁定拍卖活动非法，他认为只有这样，公众舆论才可以“完胜”。为了促成这一天的到来，他已在8月24日来到法院，决定起诉国家林业局。
8月11日，在国家林业局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野生动物保护司司长王伟解释说：“这项工作在我国以往是一事一批，现在调整为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审批，我认为这是一项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保护事业，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林业局首次对狩猎权进行拍卖，本以为是依《行政许可法》办事，但就是这么一次推行政务公开、增大工作透明度的努力，却遭到从媒体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口诛笔伐。原本按部就班进行的拍卖，只能不可预期地“暂缓”。
下一步将怎么走？是回到原先行政审批的老路子，还是一往无前地推行拍卖，或者是干脆废除狩猎？不光是公众、猎人和代理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似乎也在等待着。
在狩猎权拍卖是否合理的这场争论之外，我们关注的是：媒体和网民取得的这次胜利，真的值得人们欢呼吗？
在这场实质上是由狩猎权拍卖挑起的政务公开化进程中，国家林业局自身，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
保护协会：停拍，中国损失信誉
“如果国庆节前还不能决定，今年就可能没戏。”曹良所在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从1985年就开始代理国际狩猎，是国内最早参与此事的单位之一。每年春秋两季的狩猎，他们都需要至少提前两三个月筹备。“秋季狩猎一般在9月至11月底进行，如果9月底还没结果，今年基本上就都打不成了。”
“现在感觉最难的，是如何向外国猎人解释清楚。”他不无遗憾地说，“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
虽然跟猎人签署的协议没有索赔条款，不用赔偿对方的损失，但是曹处长仍然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进退两难。他说，国际猎人一向都很讲究信誉，“这个圈子说大也大，光美国就有上千万的猎人；但说小也小，有个什么事，圈子里的人立刻都会传遍。这次中国的狩猎一有变动，国外的猎人就早已经听说了。”
“我们今年秋天已经预订的猎人有8个。现在只能向他们发邮件解释，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曹处长说，每个猎人大约1000美元的订金，他们也都收过了。如果最后今年打不成，那么，这笔钱要给人家退回去。
涉及到金钱方面，还不光是订金的问题，曹处长说：“国际代理商的损失会更大，订了的往返程机票不能取消，都搭进去了。他们的处境很难受。”
“不过，我们还在跟国外猎人保持联系。”曹良处长说，现在他们基本上还是按照“能打”来准备，“万一能打呢？”
“你看，这个西班牙的猎人去年就来中国打过猎，今年秋天他本来还准备来。”曹良给记者递过来一本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己印刷的宣传手册。封面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持枪蹲在他的猎物——一头长着长角的羚牛身后。
“这些国际猎人没碰到过现在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狩猎这个行业定了的事情都不会更改。这次咱们突然说暂停，实际上对中国的信誉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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