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先贤对植树造林的认识与实践及其对后人的启示

我国古代先贤对植树造林的认识与实践及其对后人的启示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绿色休戚相关，绿色即生命。这一点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认识得十分清楚，植树乃是古人营建宫室兴邦立国的大事，亦为当时的一种土风民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许多史籍文献都有记载和反映。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载 “夸父逐日” 的神话传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与日逐走，这是何等的气魄！作为这位伟大的失败者，在临死之前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奋然投臂，扔掉手中的拐杖，将其化为森林，突出反映了祖先植树造林造福后人的美好愿望可贵品质。

　　像《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中即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这样的诗句，这一乐章说的就是在建房筑室破土动工的同时，就要在房前屋后种上榛树、栗树，还有梓漆和椅桐，待其长成材后伐作琴瑟之用。该诗是《诗经》中的一首叙事诗，记叙的是卫文公复国中兴的史实。

　　卫国前几个国君腐败荒-不修国政，因而稍有风吹草动，则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后来卫懿公上台，又玩物丧志酷好养鹤，把他心爱的鹤封为将军，“鹤有乘轩者”，有鹤奴专门供养，贵不可言，国人厌恶至极，国事日非。公元前660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烽火迭起，北方的狄人杀奔前来，《左传•闵公二年》载：“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赏有禄位，余焉能战？’”都拒绝与敌对垒。卫懿公没办法，“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繡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懿公作为一国之君因好鹤而殒身亡国……

　　卫戴公(名申）率残部败退，其妹夫“宋桓公逆诸河（率师前来黄河边接迎），宵济（连夜渡过黄河），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榺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漕”，可惜好景不长，在位不到一年即死，卫文公继承了君位。

　　卫文公乃一代贤君，姬姓，名辟疆，后改名燬。当初因避内乱，曾出奔于齐。公元前660年卫被灭后，齐桓公兴师救卫，由漕邑移至楚丘，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营造宫室，重建国家。正因为遭际了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痛苦，又因当时危如累卵国难当头，卫文公从中吸取了诸多沉痛教训，故多施仁政，力图恢复大业，生活俭朴，身自劳苦，力兴农商，轻赋平罪，使国势渐趋好转，各方面均有起色。在其重建国家，营造宫室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作，于是这些史实反映在《定之方中》这首诗里。

　　经考证，远在西周时期，即已有“山虞”、“林衡”等专司林业事物的官员，且严格规定：“不树者，无椁。”考椁者，棺外之棺谓之椁，此语意为不植树者，死后无棺木。

　　当时古人植树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这样几点：

　　其一，绿化美化环境。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官树》条在证引《周礼•野庐氏》、《国语》单襄公述周制等事后说：“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徒，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所以，植树起到绿化、固渠、记里、遮荫、体现政绩之作用。

　　其二，具有实用价值。古人在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时，既可做建筑之用材，亦可用以制作乐器，以供庙堂祭祀之用；榛、栗的果实既可食用，亦可用做祭祀。

　　其三，具象征意义。有“人存政举之效”，犹如孟轲所谓“故国乔木”、唐人所咏“种松皆做老龙鳞”之意。

　　我国古代先民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问题是十分关注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梁惠王上》中即曾提到：“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古人砍伐木材有明确的规定，当时“山林川泽与民共之”，山林乃是公共财产，属于集体共有，所以“有厉禁”，法规很严。砍伐木材一定要等到“草木零落”，“斧斤”方可“入焉”（至冬，役之使也），《礼记•王制》亦言：“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其他时间不可擅入山林乱砍乱伐，这些规定同样是为了保护林木的生长。

　　《荀子•大略》中亦有“故家五亩宅，百亩田”之语，据朱熹注云：“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三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防五谷（生长），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穿）也……”古人几千年前，即已懂得阳光日照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所以在粮田地中不准种树，就是怕树木一旦长成，遮天蔽日蓊蓊郁郁，将影响农作物光合作用，而把桑树植于庭院墙下，农林两便，以利养蚕事业的发展，蚕养得好，蚕丝多 ，帛就织得多 ，那么已达天命之年的老者即可有帛衣上身驱寒保暖了。

　　无独有偶，在《汉书•货殖传》中也有类似论述：“于是辨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土地平坦肥沃）原隰（读xí，平坦低湿之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读guàn，草名）蒲材干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屮(读chè，草木初生）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豺獭未祭，罝（读jiē，捕兽的网）网不布于野泽；……”此说与孟子所言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讲的是繁育种植都要顺应天时，使用财物必须有个节制。

　　这些观点和做法就是到了今天也是先进的。

　　统一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有一条是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而树以青松，用以遮荫计里（“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植以青松”），工程浩大颇为壮观，可谓开官方筑路植树之先河者。

　　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说：“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讲的是要想发展渔业，首先得治理好水域；要想繁育鸟类，，先得广植树木。见识颖异卓然不凡。

　　若说古人关于种树方面的论著，首推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该书共十卷九十二篇，近十二万字，农、林、牧、农产品加工等方方面面记述甚详，其中对植树造林贾思勰给予高度评价，他在《齐民要术•序》中说：“樊重欲做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种植之不可以已也。谚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贾思勰一千四百年前即深刻认识到：从目前和长远看，种植谷物和树木的意义都十分大。他睿智的见解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种柳》一章短小精悍颇具特色。文曰：

　　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树一柱以为依主，每一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

　　贾公施施然娴娴写来，寥寥数语几近于白话，但通俗易懂，我国古代先贤植树种柳扦插的技术和管理已尽皆落于笔下，这套完整而成熟的经验今日读之，仍令人钦佩不已。

　　至隋，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年，炀帝开通济渠，诏告天下，凡在该渠两岸栽植垂柳，种活一棵，赏细绢一匹。唐大诗人白居易曾有《隋堤柳》一诗，诗云：“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五百里。”该诗当是对当年大规模植树造林波澜壮阔情形的记述和描绘。

　　到了唐代人们对植树造林的认识和实践又深了一层，政府规定在驿站之间必须植以道树。诗人杜甫《秋野五首》之二诗云：“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 ，描述人们育林蓄水之情景，可见当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些开明的政府官员亦身体力行推崇其事。像“二王八司马”事件中的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出任刺史，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实践，种下了不少柑橘和细柳，并有《种柳戏题》诗垂留后世，诗云：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隐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宗元植树借此诗得以褒扬，历时已逾千年，人们仍然传诵不已

　　唐代柳宗元不仅亲身参与植树的实践，而且在植树造林经验的提升和总结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传记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即为典型的一例，在我国古代造林史上也占重要的地位。柳文中记述的是因“病偻”而“隆然伏行”的残疾人郭某，有一手种树的好本领，他从实践中摸索出来树木生长的本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他之所以“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而“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的原因，正在于他能“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那些“他植者”盲目地学标不学本照葫芦画瓢，没有学到郭橐驼种树技术和经验的真髓，他们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种树是这样，管理树木亦然。郭橐驼是“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这说的是：乍看，好象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郭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善的管理，因为它包含了“顺木之天”的道理。它植者则不明此理，“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看似十分关心，无微不至，但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像郭橐驼这样残而不废，成为植树造林的专家能手，经柳宗元之手得以永垂后世青史标名，为中华民族的后辈儿孙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元代《农桑之制》对民间植树亦有明确规定：“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种榆柳。”

　　迨至明代，植树造林也取得了相应成绩，明通润《种松老人》诗云：“横冈千万树，大半已成龙”，便是这种成果的反映。在笔者的家乡有位张经纬将军，他于明天启二年癸亥（公元1623年）到沿河城任都指挥佥事。他本着“治公事，如私事，以实心，做实事，兢兢朝夕砥砺，以尽吾职分与力量”， “斤斤守宦囊却馈贻赠，甘淡薄以不敢溃我家声”的思想忠于职守勤于王事。在任期间，他“修道途，兴水利，多栽植，以惠将来”，是位非常有见地、有作为的爱国将领。

　　至于清代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七月，俄国军队公然武装侵占伊犁，觊觎整个新疆。局势日益恶化，通过外交途径已无法解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左宗棠受朝廷之命统率数十万大军入疆西征，左帅命令所部官兵每人携带树苗若干株，沿途精心栽种，直至新疆，以改变塞外大漠荒凉之景象。从陕西长武境起至甘肃会宁县止，六百多里间，连年种活的树共有二十六万四千多棵，使得“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帷幄”。后人将左帅所部沿途所植之柳誉为“左公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即将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越陇西行，见道旁行行柳树，不胜感慨，即景赋诗，写下了如下绝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焕奎《左宗棠略转》载:罗家伦出使法国，途经西北，考察当地-、经济、文化、民俗后，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风光好，天山融雪管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山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葱葱；望马群，白浪滔滔。想来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该词后被谱成歌曲传唱。自那以后若干年间入疆路上绿柳轻扬葳蕤婀娜，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时至今日，左帅当年植树造林的遗迹仍清晰可辨，左帅当年的壮举仍为人民啧啧称羡津津乐道。

　　解放后的五十多年中，党和政府对植树造林极为重视，考虑到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贯热心倡导植树造林，民国政府已于1929年确立了以先生逝世纪念日3月12日为植树节，作为对中山先生的纪念，现仍规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号召动员全民参与植树活动。另外通过飞播，人工栽植等方式，使我国的植树造林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

　　※横跨西北、华北、东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长7000多公里，宽400—1700公里的三北防护林。

　　※我国重度水土流失区青、甘、陕、云、贵、川、湘、鄂、赣九省率先兴建的长江上游防护林一期工程已经动工。

　　※沿黄宁、蒙、陕、晋、豫、鲁六省区青年营造的黄河防护林工程已完成。

　　※沿海人民经40年的奋斗，已经建起一道一万多公里的绿色屏障。

　　虽然我们的祖先对植树造林既有认识，又有丰富的实践和经验，虽然我们有了如许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森林资源形势仍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植树造林并未作为衡量考察官吏的标准，因而鲜有大规模、持续的官方组织的植树造林活动，除了个别封疆大吏像左宗棠将军那样组织过较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外，民间虽有植树活动，但是一般规模较小，难成气候，而且封建社会中还多次发生过为防止起义农民啸聚山林，而放火烧山毁林的事情，令人为之扼腕。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仅有的森林资源经历史上战火的蹂躏，当代经济发展的过度砍伐，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对于森林资源我们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前景险恶触目惊心。

　　对于我们这个大国森林资源的“家底儿”有必要加以认识：

　　我国目前从树种来说，乔木和灌木共8000多种；林业用地面积2.67亿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1.25亿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05.7亿立方米，其中有林地蓄积量91.41亿立方米；林业用地平均每公顷蓄积40立方米，有林地平均每公顷蓄积73立方米；全国林分综合生长率为2.88%；从林种结构来看，用材林面积占73.2%，经济林占10.2%，防护林占91%，薪炭林占3.4，特殊用途林占1.2%，竹林占2.9%。

　　乍一看这些数字如此庞大，似乎还很乐观，其实什么都怕比，一比较我们就心情沉重了，危机感也就油然而生了。我国人均森林拥有量0.12公顷、蓄积量9.6立方米，而世界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65公顷（为我之5.42倍），蓄积量72立方米（为我之7.5倍）。再从森林覆盖面积来看，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98%，在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16位，居少林国家之列。我国真正有林地面积还不到50%，有些省区还不到30%；而美国、前苏联的林业用地利用率分别为95%和90%。我国林分综合生长率为2.88%，而美国为3.33%，瑞典为3.1%，芬兰为3.04，日本为3.4%。而且我国每年木材消耗量超过林木生长量的赤字近一亿立方米，用材林真正出现了危机呀！

　　生态失衡资源破坏，这是全球通病。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语法》中即曾严正告诫:“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当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树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可惜后人不注意于古今中外这些历史的教训，把老祖宗植树造林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实践经验远见卓识优良传统都淡忘了，只图眼前不顾长远，“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让人徒留遗憾，难免要发“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唐柳宗元《行路难三首》之二）之慨了！

　　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采取的是标本兼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实在，舍此中国别无出路。让我们重温我国古代先贤的教诲，加大植树造林的力度和步伐，认真搞好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争取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