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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必定导致造假。” 谈起这两起事件对我们的启示，许根俊认为，相比而言，国内发生学术造假事件后，当事人付出的代价不够大。 “国外一旦发现这样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在媒体上公之于众，让造假科学家无处藏身。而在国内，知情人有可能只是在私底下议论一番，最后不了了之。造假者该干嘛还干嘛———该讲课照样讲课，该鉴定照样给人鉴定，反正外人不知道。” “所以对于类似事件，关键是看发生后怎么处理，处理得严肃不严肃。”许根俊说，严肃处理才会起到警戒作用。“某项科研成果经鉴定后，如果发现确实存在学术造假，相关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社会舆论的压力足以让那些后来的企图造假者三思而行。” “但国内这样的机构在哪里？谁来监督、鉴定和发布？”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黄大卫委员随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在听闻“威尔默特事件”后也曾想到，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处理类似事件。 黄大卫说，医疗事故有“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刑侦领域有“物证鉴定中心”，但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鉴定学术造假。“相比医疗事故，学术造假的危害并不在其下。” “由此引发我的另一个思考是，科学家本人一定要自律。”黄大卫说，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教授一年能带几十个研究生？“我一届招3个，一年带9个，就已经很累了。”黄大卫记得，有一篇学生的论文，他曾帮助连续修改12遍。“一个负责的导师，如果带几十个学生，估计一年内连开题都开不过来。” 但现状是，“有些有名气的科学家申请的课题一大堆、学生一大堆，平时还忙于科研之外的事务，他有多少精力、多少时间留下来搞科研？到年底课题需要验收的时候，他怎么办？”黄大卫认为，这正是滋生学术造假的温床。然而对此，我国目前并无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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