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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生麻烦会无穷无尽 据介绍，除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外，如何界定克隆人的社会角色、如何对待克隆人，是各国专家一致反对生殖性克隆人的重要原因所在。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干细胞研究专家李凌松说：“克隆人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物种会带来什么，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现在根本就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克隆，对人类是不负责任的。” 吴国盛教授说：“克隆人不可能一下子取得最后的圆满成果，把人当作实验品，本身就不符合人类的权利和利益。” 同时，专家们也指出，克隆人一旦出生，他就应该享有人的一切权利，社会也应该把他当-。但是，克隆人就算生理学意义上全部健全，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无法健全的。比如克隆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父亲、母亲和家庭，一出生就是一个异类。而当他与社会相处时，如何避免其必然产生的心理上的反常感，如何为他营造健康、健全的成长环境，以及他的遗产继承、社会归属等一系列法律问题，都存在很多不可知因素，难以界定。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王冬 “真的制造出一个克隆人的话，他的麻烦会是无穷无尽的。”吴国盛说。 不能造人！能造器官？能否医疗性克隆成焦点 据介绍，经过几天的会议，在全球范围内严禁生殖性克隆人已成为各国的一致呼声。但是，以预防和医疗疾病为目的的医疗性克隆是否也属被禁止之列，各国却出现明显分歧。而我国则属于支持医疗性克隆的国家之一。 1．中国支持医疗性克隆 吴国盛 李凌松介绍说，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从技术上讲，有很多相似甚至一样的地方，都是利用核移植的方式，制造囊胚并从中获取复制胚胎干细胞的技术。但在其结果上，却大不相同。可以这样概括，生殖性克隆制造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医疗性克隆只生产人类所需的器官。 李凌松说：“胚胎干细胞是非常有用的一种细胞，既可以在体外无限制地增殖，同时也可以定向分化-体内各种各样的功能细胞。这样就可以用这种细胞来替代病人体内坏死或者没有功能的细胞，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这种细胞替代是一个有广泛前景的新治疗方法，有可能为现在许多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医疗性克隆，实际上应该叫作胚胎干细胞研究，”李凌松说，“中国支持这种技术。” 而生殖性克隆则是把形成的囊胚再放回到动物的生殖道里，从而最终 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且其遗传背景与细胞提供者在99%左右都一样。因此，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国际社会一致反对。 2．各国态度截然不同 医疗性克隆的大规模运用，是否会造成“灰色地带”，最终导致生殖性克隆人？这是反对进行医疗性克隆的各国的主要担心。 据报道，美国、西班牙等国家，要求禁止一切包含人类胚胎的克隆研究。美国代表称，如果不禁止医疗性克隆，那么以科研实验为借口而制造和毁坏人类胚胎的做法将被合法化，新生命将变成一种可以采掘和利用的自然资源；而一旦克隆胚胎大规模出现，将不可能得到控制。 而中国、日本、世界卫生组织等方面则主张，医疗性克隆应予以区别对待。中国代表说，国际社会不能容许科学研究损害人类尊严的某些做法，但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禁止可能造福于人类的医学研究和实践。日本方面则明确指出，关闭可能拯救人类生命的科技大门是个“错误”。 而作为提案国的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则呼吁，各国、各方采取现实做法，撇开医疗性克隆这个富有争议的“灰色地带”，将精力集中在有关生殖性克隆这个紧急事项的讨论上面。 3．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导致分歧 联合国大会讨论关于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公约 面对明显会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医疗性克隆，美国等国家为什么也会态度鲜明地投反对票呢？ 李凌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同国家之间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不同，判定生命开始的起点不同，从而导致了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不同。” 他说，美国反对胚胎干细胞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利用已形成的囊胚来获取干细胞，本身是杀死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把这个囊胚胚胎等同于一个人，等同于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观点本身是有争议的。比如，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囊胚并不等同于人。而不少美国科学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囊胚和囊胚本身都有差别，不是所有的囊胚最终都能变-的。”李凌松说。 因此，有报道称，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各国的国内立法对医疗性克隆应有不同规定，国际社会也应尊重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背景下作出的选择。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进行细胞研究 克隆人是否会出现如何管住造人的人 “生殖性克隆人用的技术和方式，和克隆多利羊的技术方式是非常接近的。”李凌松介绍说，除1997年克隆多利羊之外，世界上在不同地方相继克隆了猪和其它动物，包括我国最近在山东曹县也克隆了牛。但这种技术在不同动物上的应用并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而且，人和其它动物不一样，鼠的胚胎干细胞很容易在体外培养，而人的胚胎干细胞体外培养就不是很容易。 科学家断言，人的克隆一定会遇到比克隆动物更复杂的问题。但对于 克隆人何时出现，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没做到的时候，就不能说他肯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李凌松的说法，代表了科学界的不确定。 对于克隆人的担忧，各国均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反对和谴责。对于联大讨论《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国际公约》，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王冬表示出乐观态度。当然，如王冬所言，再严厉的法律，也总会有人铤而走险，更何况克隆人这样一个对科学家存在极大诱惑的领域。“这就需要科学家在确定科研项目的同时，关注研究能否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李凌松说。 本期内容于今晨7：15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13：00重播。■改写手记 人类理性的回归 主持人白岩松走出录音室，说讨论关于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公约是“人类理性的一次回归。” 白岩松通过电视电话对刚刚走出联合国会场的王冬和李凌松以及身在北京的吴国盛教授进行连线采访时说：“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人们都寄托着非常乐观、甚至是善良的愿望。但正如原子弹却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和威胁。”这一科学技术的悖论，在最近的四五百年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比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与食品安全，工业生产与环境污染，等等。 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问世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争论。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自从克隆技术诞生，人们就在期待和担忧中去面对它，人们似乎被自己的聪明才智吓着了，人们开始担心自己的聪明才智会把自己引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这次联合国把各国召集在一起讨论这样一个议题，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很好的回归，对于一个有可能让人担心的未来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主持人的结束语道出了此次大会的意义所在。 摘自[CCTV-时空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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