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科学时代，交叉科学身安何处？

交叉科学》的主编，他借用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向记者阐述了交叉科学的意义，诗云：人家争住水东西，不是临溪即背溪；拶得一家无去处，跨溪结屋更清奇。刘仲林告诉记者，“跨溪结屋”就是富含创造性思维的交叉，这些交叉和碰撞才会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刘仲林说：“从知识的角度，‘创造’起飞需要有两翼：一是学科专业的深度，二是学科交叉的广度，二者缺一不可。只纳其一，不容其二，以一个单翼起飞，就很难飞得高飞得远。” 李喜先和刘仲林在谈到交叉科学取得的重要成就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到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他们介绍说，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曾评价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科学史上由学科交叉产生的一次重大科学成果”，据此，周光召还曾指出：“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 21年交叉科学之怪现状在我国，“交叉科学”是什么时候进入科技界视野的？长期从事交叉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刘仲林告诉记者，是1985年——那一年，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我国交叉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迎来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氏三杰’同堂聚合的盛况”。刘仲林说，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钱三强提出了我们正在迈入“交叉科学的时代”，并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认同。事实上，我们确乎已经进入“交叉科学的时代”，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博士生杨阳本科所学为“低温与制冷”，现在从事的课题为“低温生物与医学”，她对记者说“不懂生命科学的知识，我的研究寸步难行”。在科技界，杨阳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交叉科学’已经‘流行’了21年了，但是很多‘交叉学科’在其孕育期因其交叉性却长期在我国科研和教学体制中找不到学科的位置，得不到制度和体制上的鼓励和保障。一般来说，常常是国外某一交叉性新学科已经发展起来了，受到举世注目，我们才能起步发展。从科技发展来讲，我们就比较滞后了，很难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对此，“哲理数学”的开创者西北大学教授孟凯韬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他告诉记者：“我开始从事哲理数学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认可，很多人认为我是‘不务正业’，是‘在原来的领域’做不下去了……” 李喜先也认同刘仲林的观点，他认为，多年来，虽提倡交叉科学的发展，但多停留在口头上，成效不佳。科学家跨入交叉科学一步就伴随着风险，在课题申报、人才培养、成果鉴定、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被边缘化、虚无化的不利地位。此外，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仍多囿于传统的单学科分类体制，不利于交叉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交叉科学的发展。要重视交叉科学理论研究李喜先认为，中国近代科学主要从西方输入，虽经几百年的发展已进入现代科学时期，但仍然落后，而交叉科学更是落后，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需要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上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科学发展战略思想、政策和管理上做出重要变革。 1980年起，刘仲林一直在从事交叉科学理论的研究，他说：“1980年我发表交叉科学理论研究的论文时，还是一个研究生，26年后头发已发白时，这一领域在我国科研和教学体制中的位置仍是一无所有。”他认为交叉科学和交叉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是竞争时代的必然要求。他说：“很显然，在守旧和模仿的环境中，不必突破已有的学科界域，用不着学科交叉之举；在竞争和创造的环境中，必然要通过学科交叉，开拓新的认识和实践空间。为此，我们应该重视交叉科学理论的研究。” 刘仲林认为，现有科研和教学体制均建立在传统学科分类基础上，交叉科学理论研究则因其奇特的跨学科性而无法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以至形不成自己的专门队伍和组织，缺乏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研究平台，发展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业余”的水平上；问题的症结在于交叉科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是从深层突破传统学科体制的局限性，拓展科研和教学充分自由创造的空间，因而就很难被现行学科体制所容纳。刘仲林对记者表示，交叉科学理论研究在现有科研和教育体制中立足，必须作“打破科学割据的旧习，作一种彻底联合的努力”（李四光语）的重大观念和体制变革。 2004年美国科学院协会发表了长篇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提出了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到管理体制一揽子改革方案，其前瞻性、系统性、深刻性，令人深受启发。我国尚缺乏对交叉科学发展的战略层面思考和对策研究。据悉，国务院学位办正在酝酿修改研究生招生学科目录，我们期待学科设置有一个深层次变革，使新兴交叉学科和交叉科学理论研究在人才培养上有一席之地，以利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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