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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生活在900病毒包围中 探访病毒王国的专家

    。由于这种棉布又厚又密,穿上它可以有效地“过滤”灰尘、病菌,保证研究人员的安全。但穿上防护服后不能上厕所,所以研究人员进实验室前都尽量不喝水,连续忙碌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对常与致命病毒打交道的陈则和他的同事们而言,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环境:隔离,封闭,高防护。“每次进实验室之前,光进行各种穿戴就差不多要一个小时。防护服的透气性差,每次实验出来浑身湿透,像洗了桑拿一样。但谁都不敢马虎,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病毒带出来。”陈则的研究生隋志伟打趣地说。按照规定,采集来的病毒样本,必须在6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做病毒实验,你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都会前功尽弃。”所以陈则定了一条铁的规矩:与病毒的零距离接触,都由他亲自来,从不让他的学生和助手碰。他说,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经验。2004年,当禽流感在一些地方爆发时,陈则和助手们又开始了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整天和这么危险的病毒打交道,心里真的不怕吗?”记者问。“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我们。”陈则说。实验室,就像建在高原上“P4”正在筹建记者从病毒专家口中得知,像做鼠疫、禽流感、口蹄疫和SARS病毒这样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实验,都是在国内当前防护安全级别最高的P3实验室进行的。病毒实验室管理人员王建洲告诉记者,相比P1、P2实验室,P3实验室的保护措施要严密得多。比如,P3实验室是密闭且呈负压状态的,实验室内的环境气压相当于海拔3000米高度的气压。在这样的环境里,空气只能从外向内自流;室内空气排往外部,必须经过特殊装置,经过多层过滤系统,确保百分之百地杀灭可能存在的各种病毒和细菌;研究人员进入P3实验室,必须遵守严格的消毒程序规定,即进入实验室前必须消毒,必须穿着隔离服和戴眼罩、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研究人员必须进行消毒处理、换装后才能离开。实验室产生的废物,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服,需要经过物流通道先消毒,再通过传递窗进入高压灭菌锅,在消毒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垃圾处理等。“像P3这样高级别的实验室,国内只有极少数研究机构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仅一年的维护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王建洲说。按正常情况,P3实验室较高的安全级别,将保证研究人员的安全。“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科研人员麻痹大意,也容易发生病毒事故。”陈则博士告诉记者,2003年做非典实验时,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就发生过两例因实验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而导致SARS病毒感染的事例。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外已经有安全级别更高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即P4实验室。这样的实验室可以进行极度危险的病毒研究,例如令人谈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进入这种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处于防护服的严密保护之下,连空气都不能在实验室内呼吸,而是有一种专门的螺旋状管子,向室内输送新鲜空气。研究人员一进入实验室,要先屏住呼吸,马上接上这种管子,然后才能呼吸。据说,这样的实验室在我国正在筹建中。采样本,云贵山洞抓蝙蝠破解遗传密码对病毒专家而言,去野外采集病毒样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体力消耗问题,也同样存在着危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员,一直以来是研究水生物病毒的,但在2004年,她临时“客串”做了一次有关SARS病毒的研究。当时,她受邀的研究课题是蝙蝠病毒。因为蝙蝠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山洞,而云贵一带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广阔,山洞多,因而采样多在云贵一带进行。出发前,石正丽等研究人员都预先注射了狂犬疫苗,因为在蝙蝠携带的已知80多种病毒中,其中就有传染性很强的狂犬病毒。当然,手套、口罩、工作服等防护措施更是必不可少。不过,有时在疫区采样,为了避免自己特殊的装束给当地居民心理上造成恐慌,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不能穿戴过于严密,“这样,自己面临的风险就大了。”对于经常在野外采样的专家而言,如何发现并捕捉蝙蝠,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如发现洞内有比较新鲜的粪便,又是在夏季,就可以判断这里有蝙蝠生活。他们一般选择早晨或傍晚,在洞口张网以待,被网住的蝙蝠往往都经过一番挣扎、嘶叫。但如果你不惹它,它很快会安静下来。如果是冬季,蝙蝠会冬眠,要找它们就要费点劲。去年11月,研究人员在贵州一连找了30多个山洞,但只有七八个洞里有蝙蝠。不过,冬眠的蝙蝠很好捕捉,它们都倒挂在钟乳石上,研究人员所要做的就是将它们抓下来,装进一个不透光的布口袋就行了,然后将布口袋倒挂,因为蝙蝠喜欢倒挂着。如果你把袋子放在地上,时间久了蝙蝠就会死亡。这里面有什么科学道理,病毒学专家们一时也说不清楚。提取病毒样本时,研究人员一般会选择野外露天,因为野外空气流通,人迹稀少,不易造成病毒传播。专家们捉到的这些蝙蝠大小不一,大的如果蝠,翅膀展开有半米长。小的只有拇指大小。在采集这些蝙蝠的血液或者分泌物时,研究人员要十分小心,因为稍一疏忽,都可能被不知名的致命病毒感染。他们会立刻将采集的样本,装在随身携带的液氮罐或冰盒里存放。病毒是由外壳蛋白和核酸构成。研究人员接下来做的,“是用蛋白酶将外壳蛋白降解掉,然后从中提取核酸,接着检测其基因序列,比较与其他病毒相关联的东西。”结果,石正丽博士他们在蝙蝠体内发现了类SARS病毒,这种病毒与SARS病毒90%以上的核酸遗传密码相同。“虽然这种病毒目前还不能感染人,但必须加强防范。”石正丽说。保管室,九百种病毒锁冷宫任人“砍手砍脚”病毒所有个特殊的部门———病毒资源保藏和信息中心。这里保存着900多种贴着标签的病毒,如医学病毒、动物病毒、植物病毒、昆虫病毒及细菌病毒等。医学病毒中包括各种传染病毒,完全就是一个病毒“大本营”。记者置身其中,看着眼前那些写有“水泡性口膜炎病毒”、“肝炎病毒”、“狂犬病毒”、“流感病毒”、“疱疹病毒”等字样的标签,想象它们曾经在人类面前露出的“狰狞”面目,心里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所有装病毒液的玻璃器皿,都是先装进封闭的铝盒,然后再放入-80℃的超低温冰箱中保存,有些病毒则保存在密封的液氮罐里,那里面的温度一般达到-196℃。冰箱外用铁链缠捆,还加了至少两把锁。病毒资源保藏和信息中心陈绳亮副研究员告诉记者,平时他们要取病毒做实验时,都要经过登记批准,并且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这些病毒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如果保管不善,危害可就大了。”陈绳亮说。病毒中心的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类病毒的收集、分离鉴定,建立病毒资源信息化系统与互联网等。病毒资源数据库的作用,就相当于为病毒建立的电子档案。比如,研究人员会给病毒的基因“画图”。画图前,专家们会把病毒基因里的DNA和RNA(核糖核酸)抽取出来,经过许多复杂的工序,然后放大、照相,在电脑里描绘出具体的序列构成。在专家的描绘下,病毒的基因图是一张类似心电图的长条波形图,不同的病毒基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逐段进行比较。“这是为了发现病毒间的亲缘关系,就如同警察排查犯罪嫌疑人一样。”陈绳亮给记者做着比喻。他们还会把像流感样的病毒灭掉,“就是用化学的方式破坏病毒的核酸部分,只保留蛋白。说通俗一点,就是把病毒‘砍手砍脚’,把‘内脏’拿出来。就好比动物园里的毒蛇被拔掉毒牙一样,病毒对人体就不会产生危害了。”在病毒资源中心保存的病毒中,有些已被人类制服,有的甚至已被消灭,那又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些病毒呢?陈绳亮副研究员神色凝重地告诉记者,病毒一直在伺机侵害人类,就是那些早已被制服了的病毒,近年来也正以新的面目卷土重来,令医学实践难以对付。比如说禽流感病毒,会在自我复制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它的每一次复制所产生的新病毒都可能与“原版”不同。“有的病毒眼下看起来没起作用,但保存在那里,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杀虫卡,用病毒造福人类教授推销“导弹”病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它对人类具有种种危害,但在病毒专家眼里,并非所有的病毒都对人类有害。比如一些昆虫病毒,常被研究者用来防治有害昆虫。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制的“生物导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生物导弹”的主要研发人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彭辉银教授。“过去,人们大多采用喷洒化学农药防治害虫,但这种方法效率很低,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并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给环境造成污染。”彭教授告诉记者,“生物防治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对环境造成污染。现在,人们已经找到了对付害虫的有效武器———病毒,如何寻找一种能运载这种‘弹头’准确攻击害虫的工具呢?”经过3年的努力,彭辉银找到了一种卵寄生蜂———赤眼蜂。他用卵寄生蜂为“运载工具”,装上病毒这个“弹头”,用柞蚕卵来大量繁殖赤眼蜂,将病毒雾化喷洒在柞蚕卵表面。当赤眼蜂咬破壳从蚕壳爬出来时,每个大小才1毫米的蜂子身上,可粘上数百个病毒。赤眼蜂的定向性很强,能迅速准确地找到害虫卵作为它的寄生卵,使害虫幼虫患病来诱发种群病毒流行病,从而大规模杀死害虫。因它威力大、定向性强,彭辉银便形象地给它取名为“生物导弹”杀虫卡。实验证明,生物导弹“制导方向”准确,除了目标害虫,它不伤及其他生物;只用5枚“生物导弹”就可控制一亩范围内的松毛虫,且每亩只需花6元左右,比传统喷洒农药的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持续期长,一次防治多年受益;实施方法也简单,只需将半个火柴盒大小的“生物导弹”,挂在树木一人高处即可。如今,这项成果已先后在湖北、云南、辽宁、河南、新疆等地得到应用,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该项成果让彭辉银教授获得2005年度全国技术发明二等奖。“生物导弹”给彭辉银带来了荣誉,但也曾给他带来过小小的“麻烦”。2002年8月,中科院在新疆举办有关“生物导弹”培训班时,外国不知怎么听到风声,误以为彭辉银在研制“生物武器”。结果,彭辉银刚回到武汉,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便找上门来,询问“生物导弹”的详细情况。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安全部门的同志笑着离开了。“我现在还在推销‘导弹’呢!”彭辉银教授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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