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中的魔鬼神经

nbsp; 　我们一直认为，人有能力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从而决定是否执行这件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也认为，符合道德判断的行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思维基础之上。而大脑科学家却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决定权不在我们本身，不在我们的思维，而是在我们的大脑。普罗萨克（Prozac）是目前最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它的发明者、脑科学家罗伊·富勒曾有过一句名言：“每一个欺诈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欺骗性的脑分子。” 　通常，我们用这样的话语批判C先生的行为：“他强暴了一个儿童”；而脑科学家则会这样解释：“在他神经传递的过程中，一些物质的血清元素降低，复合胺的层次随之降低，于是导致他行为失控。”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有科学家指出大脑和行为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1848年，一位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人盖奇，在开凿隧道时不幸被一根铁棍击中，一些圆形碎铁片飞入他的大脑里。虽然他保住了性命，但是醒来后却变成了一个满口脏话的流氓。　已故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福朗西斯·克里克曾经宣称：“我们认为人是有个性的，或者面对是非，人可以自由选择，其实那是一串神经细胞联合神经分子一起反映出来的行为。神经科学可以让我们对人类行为有一个更科学的解释。”她认为，那些历史传说或者科幻小说，甚至诗歌、文学家笔下的人类心理活动都是“民间心理学”，并非真正的科学。哲学家们也支持脑科学家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个人责任感”不过是一种幻想。英国哲学家弗雷迪·阿叶认为事情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唯一的区别只是带给人们的感觉，要么引起嘘声一片，要么引起叫好声一片。有人提出质疑，脱离了个体本身，又哪来所谓好或者不好的行为呢？“大脑负责”理论引发道德争论　脑科学家“我们的行为无论好坏，责任都在于大脑”的论断无疑会引起不少道德伦理问题，于是一个关于如何约束脑部神经的课题迅速红火起来，科学家将其称为“神经伦理”，简单说就是大脑科学的道德问题。大脑神经所导致的犯罪、残忍、野蛮甚至暴力究竟该如何解释？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这些都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　如果我们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那么所谓的责任感、义气或者其他性格都只是一个在大脑里运行的“软件”罢了。如果我们做了好事，表示“软件”运行正常高效；如果我们做了坏事，无论偷窃、抢劫、谋杀或者欺骗，都是因为“程序”被“病毒”感染。大脑里的“软件”怎么“杀毒”呢？有时要依靠普罗萨克之类的药物，有甚至要将大脑被感染的部分切除。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玛特·法拉是神经伦理学方面的前沿专家。他认为21世纪是神经科学的世纪，“我们已经有了抗抑郁的药，帮助人集中注意力的药，帮助人增强记忆的药，将来也一定会有预测到精神失常以及控制精神失常的药物。” 　英国心理健康研究机构认为导致精神病的神经是无法治疗的，所以精神病患者在侵犯了他人之后只能被严格监管。同样无法治疗的还有-行为，因此对于性侵犯者，科学家能做的只是切除其大脑中的一部分。这样的“性侵犯细胞切除”手术在丹麦、挪威、瑞士、冰岛和德国都曾试验过，最高的成功比例可以将性侵犯细胞从50%降低到5%。这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如果让性侵犯者服用药物的话，重新犯罪的比率高达15%。　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罗斯认为，一旦人们都接受了“大脑而非人们自身决定行为”这一论断，人们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正常的犯罪行为和病态的犯罪行为”，而接下来的现实是，当我们做出不道德的、甚至犯罪行为时，我们是该放弃神经科学的理论来追究社会责任？还是应该强化神经科学的理论来规避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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