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药学科的发展和现代生药学

家癌症研究所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天然产物仍然是寻找包括癌症在内的疑难杂症有效药物的源泉。如著名的用于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药物紫杉醇（ taxol ），就是该研究所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从植物红豆杉（ Taxus brevifolia ）中采用活性筛选方法开发得到的。　　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通过民族植物学（ ethnobotany ）和民族药理学（ ethnopharmacology ）的研究，成功开发了对心血管疾病有效的银杏（ Ginkgo biloba ）叶制剂、对轻中度抑郁症有效的贯叶连翘 (St Johns wort, Hypericum perforatum ) 制剂等。　　于是在西方国家， “ 回归自然 ” 的呼声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高。生药学在这种呼声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地位，并不断发展起来，从此，现代生药学的时代来到了。　　由于研究目的的变化和研究手段的不断改善，生药学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充。　　为了保证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生药学研究工作者已不单纯进行传统的植物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结构鉴定和生物活性测试，还利用植物化学分类学知识寻找新资源；通过组织培养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等手段研究目标成分（ leading compound ）的生物转化（ biotransformation ），企图通过控制产生目标成分的相关酶，提高目标成分的生物合成量或产生新的化合物；研究遗传（ heredity ）、个体发育（ ontogeny ）和环境（ environment ）等因素对目标成分生成的影响，试图通过改变各种因素达到提高目标成分含量的目的。　　由于分析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传统生药形态鉴定的基础上，更加强了对生药内在质量的评价（ intrinsic evaluation ），对于有效成分不明确的生药，引进指纹图谱（ fingerprint ）技术全面控制生药质量；同时还强调重金属、农药残留和致病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限量检查。　　在生物活性检测方面，将现代自动化分离检测技术 ( 如色谱 - 光谱在线联用 ) 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活性测试技术（如关键酶、靶细胞、微生物等）相结合，创建高通量（ high throughput ）和免重复 (derepeatation) 的筛选 (screening) 平台。　　除了对目标化合物的筛选研究外，在天然药物的开发研究中，进一步注重民族植物学（ ethnobotany ）和民族药理学（ ethnopharmacology ）的研究，逐步发现了天然产物在治疗某种疾病时其固有的多种成分协同作用（ synergistic action ）的现象。同时还密切关注着某些有毒天然成分（如吡咯里西啶 pyrolizidine 生物碱的肝毒作用，马兜铃酸 aristolochic acid 的肾毒作用）和天然药物与合成药物联合用药时的相互作用（ herb-drug interaction ）。　　我国自二十世纪 80 年代始，随着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生药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82 年，国务院作出关于 “ 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 ” 的决定，全国于 1983 年～ 1987 年间组织专业队伍，开展了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1994 年出版了《中国中药资源丛书》，它包括《中国中药资源》、《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中药区划》、《中国常用中药材》、《中国药材地图集》和《中国民间单验方》，是一套系统的中药资源专著。　　“ 七五 ” （ 1986 年～ 1990 年）、 “ 八五 ” （ 1991 年～ 1995 年）期间，由国家科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在中国药科大学徐国钧院士和北京医科大学楼之岑院士的领导下，组织国内 30 多个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名科技人员，对 220 种（类）多来源中药材进行了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评价研究，内容包括本草考证和文献查考、药源调查、分类学鉴定、性状和显微鉴定、理化分析、化学成分、采收加工、药理和毒理等。研究结果澄清了多来源中药材的品种混乱问题，提出了品种间的鉴别方法和特征，评价了各种的质量。该研究先后出版了专著《常用中药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南方协作组 1 ～ 4 册， 1994 年～ 2001 年；北方协作组 1 ～ 6 册， 1995 年～ 2003 年）。在 “ 七五 ” 、 “ 八五 ” 工作的基础上， “ 九五 ” 期间（ 1996 年～ 2000 年）继续进行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 “ 中药材质量标准的规范化研究 ” ，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综述、资源分布和样品收集、化学成分研究、对照品研究、定量用对照品药效学研究、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等。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中国药典》药材质量标准内容，最终建立了 80 种常用中药材国际参照执行标准，还为许多一、二类中药新药研究奠定了基础。 “ 十五 ” 期间（ 2001 年～ 2005 年），国家科技部又实施了 “ 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 ” 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旨在加速实现我国新药研制从仿制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创仿结合的战略性转轨，大幅提高我国新药研究和开发的综合实力，加快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为我国医药产业应对入世后的战略性调整提供科技支撑和保障。专项的课题包括：新药筛选及关键技术研究，新药临床前药效学关键技术及平台研究，临床前安全评价关键技术及平台研究，临床前药物代谢动力学关键技术及平台研究，中成药已上市大品种的二次开发研究，中药提取物、配方颗粒质量标准，中药在线检测及中药辅料应用的示范研究，濒危药材和中药饮片炮制研究，中药质量标准技术平台研究，常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生物芯片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防治传染病的药物及药物新制剂的研究等。　　一系列生药学教科书和生药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也相继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出版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相继出版了徐国钧主编的《生药学》（第一版 1987 年）、《生药学》（第二版 1995 年），郑俊华主编的《生药学》（第三版 1999 年），郑汉臣、蔡少青主编的《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第四版 2003 年），这些教科书成为我国医药院校生药学课程的教学用书。生药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有《中药材粉末显微鉴定》（徐国钧、徐珞珊， 1986 年）、《新华本草纲要》 1 ～ 3 册 (1988 年～ 1991 年 ) ，《中药辞海》 1 ～ 4 册（ 1993 年～ 1998 年），《中华本草》（普通本和精选本）（ 1997 ～ 1998 年），《中药志》第二版 Ⅰ ～ Ⅳ 册 (1979 、 1982 、 1984 、 1988 、 1994 、 1998 年 ) ，《新编中药志》 Ⅰ ～ Ⅳ 册（ 2002 年）、《中国药材学》（ 1996 年）等。　　在此期间，中药的标准化工作也走向正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自 1963 年开始将中药单列一部， 1977 年版后每五年修订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是世界上一部不断更新的中药药典，并从 1990 年版开始出版英文版。　　与此同时，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不断涌现，既是生药学研究工作的写实，又反映了生药学学科的发展过程。　　从以上一系列的大规模研究工作及教科书和专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近 50 年来我国生药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20 世纪 20 ～ 40 年代是起步阶段，研究我国的生药（中药材）为数甚少。 20 世纪 50 ～ 70 年代末是发展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很多高校的生药学教研室相当庞大，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以至于到 70 年代末期相继分离出植物化学、中药药理学等教研室。这一时期生药学研究的内容包括本草考证、资源调查和基源鉴定、品质评价等，使用的手段是形态和组织的描述，少量的理化分析，极少的定量分析。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药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大。生药学不但关心生药的基源，而且关心生药中的活性物质及其内在的质量，研究手段除传统的形态学和组织学外，在理化分析上大量应用了各种光谱技术如 UV, IR 等和色谱技术如 TLC, GC, HPLC 等，并配合植物化学和药理学手段，评价生药的内在质量。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学科间高度渗透，我国的生药学研究的内容更加集中，即生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研究目的更加明确，即通过质量研究，确保生药的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均一、可控，以及寻找、扩大生药资源，达到生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手段更是将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加以利用。在生药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中，已不满足于仅仅对野生资源的调查，而且强调对野生濒危动植物的保护，野生变家种和驯养，寻找新资源和人工制成品；应用现代农业和生药学技术与知识，生产优质中药材；以及运用细胞工程技术探索解决资源短缺、采集困难、种植要求高和临床价值大的名贵中药及有效成分的生产。在生药的真实性鉴定中，探索了应用 DNA 分子鉴定技术鉴别亲缘关系密切的生药基源。在生药的有效性研究中强调生药的多成分多靶点的协同作用，应用现代色谱技术和生物色谱技术，研究生药的组效关系，寻找生物活性物质和探索生药有效性的化学表征。生药的安全性不但考察生药本身次生代谢产物的安全性，而且考察生药的重金属、农药残留和其他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生药的质量控制不仅重视终产品的检验，更重视影响生药质量各种因素的探讨，对生药质量进行动态调控及评价。
< 1 > < 2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广告服务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