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广泛适用性产生了怀疑。当越来越多的动物遗传实验产生了难以用孟德尔学说解释的结果时,怀疑就变成了成见。
1904年秋,摩尔根从布林马尔学院转入名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方向也从再生问题转向性别决定问题。对摩尔根来说,性别决定研究是胚胎学研究的继续,性别决定与再生一样也是胚胎的发育和分化问题。摩尔根开始接触性别决定时,实际上是以一个胚胎学家的眼光看待遗传问题,所以,他无法理解孟德尔学说与性别决定的关系,并为此彷徨达7年之久,直至1910年。
摩尔根对孟德尔学说的怀疑,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出于孟德尔学说本身不够完善,有些出于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但都是有一定根据的。
摩尔根曾指出:孟德尔所说的“显性”和“隐性”的概念并不总是像豌豆中的“高茎”和“矮茎”那样泾渭分明,有的生物后代常常表现出介于假定的显性与隐性之间的中间类型,而追随孟德尔的研究者们总是将它们按主观需要归类,以满足他们预期的比率,这样实验结果就失去了科学性。有些孟德尔信徒为了回答反对者的非难,为了证明孟德尔学说的普遍适用性,往往将错误的结论加以强调,而用增加或减少遗传因子(如随意加上多因子控制某些性状的假设)来加以说明。这些做法无疑进一步激化了摩尔根等科学家的反感情绪,以致1909年在美国育种家协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摩尔根终于将这种情绪爆发出来,对孟德尔学说“迎头痛击”,他指出:“……如果一种因子不能解释一些事实,那么就引用两种因子来解释,如果两种因子还不够,那么用3种因子有时就可以完满解释了。有时,对需要说明的一些极为混淆的结果,常常能解释得非常完满,因为这种解释是虚构出来专用于解释那些混淆的事实的。……我不得不担心,目前正在迅速地发展着一类用以解释其它非寻常的、可能的遗传事实的孟德尔式的教条。”
可见,摩尔根对孟德尔学说从相信转为怀疑,除了他多年的研究不能证实孟德尔学说等原因以外,思想根子还在于对思辨式研究方法的排斥。孟德尔虽然未对他的实验结果作任何引伸,然而,为了解释他的实验,他提出的遗传因子却是思辨的产物。到1910年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遗传因子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
从孟德尔到摩尔根,正是基因概念、性状概念从模糊到明确,从易变到基本确定的历史时期。摩尔根对孟德尔学说先是相信,继而怀疑,最后又相信的态度变化,反映出他的科学思想的易变性,而摩尔根的科学思想的易变性又是基因概念、性状概念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折射。通过科学实验,摩尔根的科学思想逐渐从不确定而趋于确定,这是摩尔根科学生涯的一大特征。科学家的思维应该是发散的,而实验结果则是限制思维的边界,它们使发散的思维向真理的极限点收敛。摩尔根则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思考和实验研究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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