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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和“激进”这两个词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激进”意味着我们并不如实地反映一切，比如，过于乐观地估计进展的情况、过低的估计时间和财力的花费，更重要的是那些太空的拥趸，一厢情愿地认为探索太空的热情已经呈燎原之势。 其中一种“激进”的表现就是误读历史。人们无数次地把探索太空和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然而，当哥伦布远行之后返回到西班牙凯蒂兹（Cadiz）港的那个年代，已经有无数个欧洲船舶有能力重复一遍哥伦布的旅行；人们还经常把1961年加加林的首次太空飞行和1903年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的首飞作比较。可是当年莱特兄弟俩飞行的时代，已经有很多个机械车间可以制造出这两个自行车手艺人打造的飞机，而且是以小额预算。而对于探索太空，我们没有那么雄厚的时代基础，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差得很远。 有人更进一步，期盼着太空移民。欧洲人前往新大陆，因为知道那里有新鲜空气、有水、有土壤可以耕种、有野味可以狩猎。而到达太空，每个人都需要携带很多仪器才能满足生存这个最低要求。太空里的资源？各种想法和创意已经开始投入到太空掘金中去了。但是在它们发挥作用之前，最基础的设备还是要从地球上运过去。或许冯·诺伊曼设想的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人是一个解决之道，因为它可以用硅和镍制造出太空设备。但那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难免让人产生挫败感，对于太空狂热者来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和刺痛，而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更多的是迷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登月竞赛以来，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太空计划，再加上几次航天飞机失事的惨痛经历，致使众多报纸专栏，数百万网上文章，都在寻找替罪羊：“美国人失去了肯尼迪（JFK）总统提出的幻想”，“太空预算因社会计划、环保论和反科技观而被削减”，“航天飞机一直被预算短缺和各种设计上的错误所困扰。”“美国宇航局迷失了方向，国际太空站（ISS）徒留太空转圈圈。” 急躁和挫折孕育了“大跃进”的缺点：一项技术、一项使命、一种商业模式或者一个-决断的出台，都会把我们带入无限假想中，“如果当初我们能够继续土星五号系列的神话，或者能够从X-15试验飞行器中更多受益，该有多好”，“如果当初美国宇航局有一个像‘火星计划’那样更明确、更坚定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安排更多的亚轨太空飞行旅游岂不更妙”，“如果现在的中国能像1957年的苏联一样有能力和我们进行太空竞赛……”。 我能理解人们对于太空的急切渴望：这在我六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那时美国火箭之父“维尔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在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太空节目里宣扬自己的太空理想，大概就是最初的“空间计划”；三十年前在我作为一名作家跟踪采访阿波罗任务以及航天飞机的发展时，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急切；如今看到美国“太空探险计划”的进展，看到跃跃欲试的私人太空公司的出现，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但是我们内心的挫败感不会因为这种激进的方式而减少丝毫。 如果我们真的想敦促未来，那么就赶快停止这种激进的方式吧！我们需要正视自己身处哪一个阶段，如何提高。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将分别说明影响探索太空进度的三个拦路虎。 关键字: 太空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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