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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17卷久佚海外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以及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副本）原本首次公展，《大典》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新闻媒体更是大量加以报道。但这些报道中有些问题需要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一、《大典》收书数问题。媒体报道《大典》的收书数有三种情况：七千多种，七、八千种，八千多种。这些数据都从哪里来呢？是否可靠呢？实际上，对《大典》收书数的估计，最早是张忱石先生在《永乐大典史话》作出的，其原文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辑入（《大典》）的图书……达七、八千种。”由于在张氏之前，历史上并无关于《大典》收书数的明确记载，那么，张氏的估计是如何得出的呢？据本人分析，不外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是对残存《大典》（约占原书的百分之四）中所收之书作统计得出的这一数据。然而，尽管《大典》所引书书名均用红字标示，但由于其引书时所写书名往往不规范，如：书名采用简写、以作者代书名等，以致一种书有可能写成多个名称，或者多种书写成一个名称，要对其收书数作统计显然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张氏真作过这样细致的统计，那么其统计数应该是较为明确的多少种，而非大约的七、八千种。而且，只是据《大典》百分之四的篇幅来统计《大典》的收书数，显然与《大典》全书的收书数有不少差距。如果他没作过这样的统计，那么他的估算数据就更不可靠。其二，依据明正统六年（1441）编的《文渊阁书目》（收书7311部）所作的估算。《大典》是据明初宫廷藏书而编的，而《文渊阁书目》是明初宫廷藏书目录，因而《文渊阁书目》的收书数能大致反映《大典》收书数。这一思路是对的，但其所作的估算是不准确的，因为：首先，《文渊阁书目》收书虽有七千多部，但其中多有重复之书，实际收书只有5745种。其次，《文渊阁书目》是正统六年编的北京宫廷藏书目录，与永乐初修《大典》时已经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中间还经历过一次迁都，原南京文渊阁藏书有一部分随之移至北京，因而《文渊阁书目》所收书与修《大典》时南京文渊阁藏书肯定会有不少差距。所以据《文渊阁书目》收书七千多部来估算《大典》收书七、八千种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张氏对自己的估算也颇为谨慎，称之为“不完全统计”。只是后来的引用者，均抛开这前提，进而衍成七千多种、八千多种等提法，显然更不合适。 二、《大典》副本的散佚问题。目前学界多将《大典》的最后散佚归咎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认为最罪大恶极者为八国联军（媒体亦多据此报道）。事实上，杜泽逊先生早已撰文反驳了这种观点：《永乐大典》的确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地点也的确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却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纵火者应为围攻使馆的国人，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则在翰林院被焚的54天之后（载今年2月26日《中华读书报》）。也许有人会认为：翰林院被焚是由于使馆区内外国人抵抗国人而引起的，而且在外国人占据翰林院期间，还擅自盗走了一些《大典》，因而，外国人应对《大典》的最后散佚负责。本人认为，《大典》的最后散佚确实与外国人有关，但要真正追究《大典》散佚的责任，则国人更大。这就像是100米的墙，国人已推倒了90米，最后外国人来与国人一起推倒了最后10米，谁应负主要责任呢？ 《大典》副本共有11095册，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清初移入翰林院。乾隆时清点，已只有9千余册。光绪元年（1875），只剩下不及5000册。光绪三年，只剩下3000余册。光绪十九年，只剩下600余册（一说800余册）。1900年庚子事变，剩余《大典》一部分被焚毁，一部分被盗掠。宣统元年，清点翰林院残存《大典》，只有64册。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大典》散亡了4千余册，均为国人所盗去，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如：光绪十一、十三年，文廷式借读了《大典》300余册，而盗走了100余册。倘照此下去，《大典》之命运，没有庚子事变，也一样要走向最后的散佚的。 《大典》的最后散佚确实是因1900年庚子事变翰林院被焚，但当时翰林院中只剩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典》，十分之九的《大典》在这之前已被国人盗走了。也就是说，最后的散佚，并非是最严重的散佚。由于目前学界与媒体总是在渲染外国人的侵略造成《大典》最后散佚，以至于造*们普遍认为，外国人应对《大典》的散佚负主要责任。显然，这一理解是有失偏颇的。（张升）（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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