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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种族生态的多样性而被人类学家视为“福地”。但在东西方对话的现代格局中，这些国家仅仅被当作桥梁、渡口、旅游点。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人们发现原来它们并不遥远。
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在热带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记者分别采访了在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中心经济室主任柴瑜、正在雅加达开展研究工作的该中心-室主任贾都强。
亚齐分离主义者的命运
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亚齐特区位于此次９级地震的中心区。据贾都强在雅加达了解的情况，该区首府的三分之二地区被夷为平地，沿海地区的情况更为悲惨。而在灾难发生３天之后，印尼军方的直升飞机在亚齐外岛进行巡视，发现原本居住数十万人的外岛竟然“没有留下生命的迹象”。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尼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为８万人，但这个数字显然没有将外岛居民的死亡情况统计进去。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官员３１日说，亚洲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１５万人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最终的死亡人数将永远无法知晓。
这个说法同样为在亚齐的一些记者所证实。那些在现场的记者看到，由于太多尸体需要掩埋，当地政府甚至没有仔细清点就用推土机进行掩埋了。
最具误导性的数字是灾难后第二天公布的，印尼官方称死亡人数是几千人。这使得国际社会最初将救援眼光局限在海啸上，却忽视了地震本身。在泰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外国旅游者一开始是最受关注的救援对象，直到亚齐死亡人数大幅上升，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直到灾后第三天，中国媒体报道的死亡消息中，仍以斯里兰卡海啸丧生者为最多，这让人们产生了一个误解——似乎斯里兰卡、印度和泰国才是最大的受灾国。但真实的情况是，印尼西苏门答腊地区及外岛遭受的灾难最为沉重。
这个真相在灾后第五天（１２月３１日）才逐步被澄清，此时大量记者涌进了苏门答腊西部的亚齐特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由于“亚齐分离主义运动”以及印尼政府对亚齐的军事管制。据贾都强介绍，直到灾难前，印尼政府一直对亚齐实行军事管制，这造成信息沟通困难，政府对亚齐的具体情况一开始并不了解。
自１９７６年成立“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以来，亚齐的-游击队一直与该国政府进行武装对抗。虽然印尼军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亚齐建立军事占领区，进行长达１０年的军事统治，但１９９９年以后，亚齐分离主义活动再度高涨，游击队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２００１年８月梅加瓦蒂任总统后，比前任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对独运武装力量进行镇压，这使得亚齐局势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现在印尼政府全力在亚齐进行救援，新任总统苏西洛也视察了灾区，政府也逐步放松了管制，开始允许记者和救援组织直接进入亚齐。”贾都强说，“但在最近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烛光晚会上，当地人士对政府依然采取管制措施表示了不满。”
今年１０月２０日宣誓就职的苏西洛是印尼第一位被直选出来的总统，曾被选民寄于厚望。但正在研究印尼-转型的贾都强观察说，部分民众心里已出现一些失望情绪，因为苏西洛并没有对印尼的政局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是节日期间，雅加达组织了很多救援捐助活动。”贾都强３０日说，“但还没有反对派人士对政府工作不力提出批评。”
至于亚齐分离主义者会不会因为这次救灾活动而与政府保持短期蜜月，贾都强分析认为，亚齐在这次地震中元气大伤，将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进行灾后重建，双方之间的冲突将会平静一段时间。
猛虎组织的出路
南亚小国斯里兰卡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占该国人口１８％的泰米尔族在这次海啸中遭受了沉重打击，据称死亡人数超过１万人。由于泰米尔武装长期与政府进行对抗，其核心——猛虎组织甚至被国际社会列为“恐怖组织”，外界很少进入该地区。但在受灾之后，猛虎组织也主动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表示欢迎国际救援组织进入。
但是，国际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猛虎组织？该组织是否会走出丛林与政府合作仍是一个谜团。据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张位均今年的一篇文章分析，斯里兰卡总统马斯加通夫人在对待猛虎组织的问题上态度强硬，双方和谈已经陷入僵局。在这次救灾中，政府依然拒绝与之进行合作。
泰米尔人虽然在斯里兰卡是少数民族，但在印度有６０００万人口。印度政府长期介入斯里兰卡内政，使猛虎组织与政府的对抗愈演愈烈。灾后，印度表现了对泰米尔人居住地区进行援助的热情，但这种援助是否为斯里兰卡政府所欢迎，是一个未知数。
贾都强说海啸对斯里兰卡的打击“是整体性的”，无论国际社会怎么援助，这个小国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元气，因为基础设施包括首都科伦坡都受到了重创。
柴瑜认为，斯里兰卡是南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长期战乱，经济落后。该国现在也实行了一些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建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轻型加工等。海啸过后，许多园区将被迫从头开始建设。
马尔代夫的忧伤
马尔代夫的生存将受到影响？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印象可能是那个美丽的度假圣地要消失了，而不是近３０万马尔代夫人的生存问题。《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昆廷·皮尔批评说，这是富裕的西方世界应该吸取的教训。
在最初的媒体报道中，来自移动电话和数码相机的照片充斥了人们的视野，让外界觉得海啸造成了游客们的困境，“但它们做错了”。事实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报道得最晚，而最贫穷的人受到的损失最大。昆廷·皮尔在１２月３１日写道：“中产阶级或许有保单，有储蓄，还有亲戚，遇到紧急情况时有投靠去处。穷人则没有任何安全网。富有异国情调的印度洋海岸固然是开旅游酒店的好地方，但这些地方对那些靠捕鱼谋生的人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此那里有许多棚户，可这些简陋的房屋都被巨浪摧毁了。”
这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真实情况。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印尼、泰国和印度，当地人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据柴瑜分析，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看起来很发达（比如有“四小龙”），但多数国家的经济很脆弱，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这些国家在发展中过度依赖外国投资，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与拉美国家的情况很类似。在这种经济体中，由于缺乏内在的自生力量，本土企业的成长受到限制，因此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根本的生活改变。在沿海和海岛上，很多居民住在简陋的棚户中，海啸过后，即使存活下来的人也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设施。
旅游业收入对很多海岛具有重要作用，柴瑜认为这些地区的旅游业至少需要半年才能恢复。单就旅游业的影响而言，该行业对马尔代夫的ＧＤＰ贡献率几乎是１００％，对泰国是３０％。
由于亚齐并非印尼制造业中心，因此印尼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并不多。而海啸并未对东南亚港口和航运业造成很大影响，柴瑜认为他们能很快恢复：“毕竟这只是一次天灾，比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多了。”
亚洲合作与大国的责任
亚洲国家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应付各种突发性灾害，包括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采取各种联合的救援措施。这就需要亚洲各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和沟通机制。
但是，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具有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该地区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等多教派并存，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也在-上进行公开对抗，区域合作充满了相互猜疑。
虽然东盟已经成立近３０年，亚洲一些国家也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并且在最近几年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国内一些研究者看来，亚洲狭隘的民族主义仍是制约泛亚合作的主要因素。
南亚地区更呈现了复杂的局面。以灾害预防为例，太平洋地区已经建立了灾害预警机制，但处在地震火山最活跃区域的印度洋各国，却由于相互之间的隔阂导致灾难被无形放大。
现在，灾难给亚洲各国提供了相互支持、赢取信任的机会。贾都强认为，在这次救灾中，大国的作用非常重要。本地区的大国，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对于这一地区的安全机制负有重要的责任，积极参与救灾将为未来的合作机制创造便利的条件。
中国在１２月３１日决定向受灾国提供第二笔总计５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而美国总统也宣布将继续提供约３．５亿美元的捐助。
“救灾工作将使亚洲国家达成更多的共识。” 柴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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