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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熊又是一种受到严格保护的动物，这决定了人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射杀它们，相比而言，在北极的科学家更应该熟悉它们行为和习性的知识，尽可能的躲避它们。
科考队员在离开站区距离超过300米，时间超过半小时的情况下，都被要求配备-。“在普通人的心里，300米这个范围是很小的，也是很模糊的，但是在北极，在站区，在我的心里那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线。虽然没有任何人去划出来，但那可能真的关乎性命。”杨惠根说。
杨站长郑重地对记者说道：“我想通过科技日报呼吁：北极黄河站是我国在北极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开放式的极地科研平台，我们的科学家们应当尽快地把这个站利用起来，发展出一些具有中国的优势特点的学科，走到国际科学的前沿。”
董兆乾：踏上南极的第一海洋人
“1980年1月12日11点”———今年已64岁的董兆乾回想起这一时刻，眼睛湿润了，声音微微地颤抖。那一刻，装载着中国两名科学家董兆乾和张青松的大力神飞机降落在了南极大陆的冰盖上。当走出机舱，两脚踏上南极，39岁的董兆乾两眼望去，阳光普照下冰原宛如童话世界般里的晶莹洁净，“中国人是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他转着圈的在冰雪的世界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相机、摄像机拍来拍去，总是想多留下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的镜头和照片，而这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记录片《初探南极》的主要素材。
说起自己为何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踏上南极大陆的两位中国人之一，董兆乾的解释是“我能说洋话啊！”虽然他大学学的是俄语，但是凭着顽强的自学能力，他用几年时间拿下了英语。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1979年，当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两名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南极考察队时，分到一个名额的国家海洋局开始为期数月的秘密选拔活动，最终从近两万人中确定了董兆乾。而对于董兆乾，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直到一天早上，研究室主任突然找到正在筒子楼里做早饭的他，拉着他进屋后说，局党委决定选派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参加南极科考，他才知道这个消息。
董兆乾清楚地记得，当时局党委交代有两条关键任务：一是去看南极考察的运输、通讯、后勤保障、站地维护、内陆考察需要怎样的条件，如何去做，为我们自己去南极建站做准备；二是作为科学家，还是应该做一些科学考察的工作，多采集样品，多收集数据，回来之后组织科学家进行研究。
在他们二人赴南极途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时候，当地都非常轰动，新闻界纷纷采访，大部分声音认为中国人进入南极考察，对南极科学研究将是一个大的促进，但也有一些媒体发出置疑，其中有一篇报道的名字就是“中国人匆匆忙忙插足南极”……
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极地科学研究领域一支不容小看的力量，这似乎是对当时的疑问最好的回答。
也就是从此之后，董兆乾一辈子再也没有与极地二字分开过。
国际极地年中国计划呼之欲出
我国在今后的极地科学考察方面有哪些考虑？将会有什么样的大举措？现任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占海博士在“中国第二届极地科学国际研讨会上”给予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张占海说，2007至2008年度是第四个国际极地年，在我国开展极地考察整整20个年头之际，我们的极地科学家对第四个国际极地年将要开展的一些科学计划非常感兴趣。现在我们正在积极考虑一个可称之为国际极地年的中国计划，在随后的2、3个月之内比较成熟之后，将向国际极地年组织提交，争取成为国际极地年的一个主要研究计划。
张占海表示，这个计划也将作为我们国家极地事业的下一个5年计划的主要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以我国在东南极的中山站为基础，扩充考察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我国科学家将在东南极开展内陆冰盖考察，这个考察从今年就开始实施，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今年考察队的任务是到达南极最高点Dome－A，沿途进行气象学、冰川学、大地测量学、遥感学这些方面的观测研究，来获取一些实体和数据。并在制高点建立一个自动气象观测站，数据国际共享，如果计划顺利实施，我国将占领南极考察的一个制高点，为以后的极地科考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中国计划还打算在未来的5年里在Dome－A地区建立第三个南极考察站，这将成为“十一五”的一个核心任务，因为在这一地区存在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科学资源，这些资源将为中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走到国际领先水平提供极有价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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