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是第六城市群吗

印象。

　　接踵而至。这两天，在江苏南通，又一个规格更高、名为“世界大都市带论坛”的会议召开。有人把到会的30余位国内外市长嘉宾，趣分两类———国外的是“飞”来的，是主办方按照“世界大都市带城市代表”的身份邀请的；国内的是“开车”来的———十几位市长副市长，都来自长三角“3小时都市圈”。而不管是“飞”来的还是“开车”来的，主办者显然希望藉此拉近彼此距离。

　　两场“世界级”对话，在主办者，抑或是长三角地区的人们看来，根本没想到会与“导火线”有关。

　　城市群也好，都市带也罢，抑或是都市圈，名称各异，所指皆同。作为一个区域板块，长三角的迅速崛起与发展水平举世瞩目———但这还不是要点，关键在于，一位叫简·戈特曼的法国地理学者，早在28年前他撰写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上存在六大都市带的观点，前五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都市带；美加大湖区都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带；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城市带，以及欧洲西北部城市带。第六个，戈特曼列举的，便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带。戈特曼的学术理论，至今仍是欧美公认的主要流派，所以，长三角地区举办的有关区域论坛自然要把戈特曼理论“请”出来。

　　但眼下，有一些声音，要对这种“权威公论”提出质疑。而且，这些声音，正有从民间的口水仗向学术界笔墨战蔓延的迹象。

　　归纳一些网友与学者的说法，较为流行的反驳观点是：如果不考虑戈特曼因素，以现在国内的区域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虽然耀眼，但也只是中国三大主要经济区域之一，而非惟一；就算是运用戈特曼对大都市带的定义标准，包括了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其主要经济指标岂不比长三角更靠近“世界级”？结论是：长三角与“世界第六”难符其实。

　　分属两个观点阵营的人，都拥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这样的身份，当然有瓜田李下之嫌，也让人对这场争论的价值，大打折扣。

　　其实连一些中立身份的人也似乎有意在含糊这个问题。今年以来，先后在泛珠三角合作论坛、环渤海地区合作论坛以及长三角有关论坛上，充当嘉宾甚至发起者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虽然是“到哪座山头唱哪首歌”，但显然，他更在意的，是把这三大区域经济向世界推介出去，而不论谁是“第六”。近年风头颇劲的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几个月前，在广州对大珠三角整合前景及其城市群成熟度，表达了更为乐观的看法。

　　这是否说明：长三角是不是世界第六城市群，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说不清、也没必要弄清的问题？

　　别把戈特曼“神化”了

　　“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概念时，本是一种纯地理学概念，他对大都市带的分析，只是一种客观描述，而非刻意安排，千万不要误读”

　　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导。在讨论“第六城市群”问题上，他是不该被绕开的一个人。这源于他20年前做的一件事。

　　当年，他与另一位作者，共同翻译出版了戈特曼的论文，有媒体称他为中国首位引进戈特曼大都市带理论（现在国内也有译“大城市群”）的第一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的著作积满灰尘搁置于书架，他的阐述也只是在学生中传播，但他始终坚守着孤寂清冷的学术研究。最近几年，当年的著作被人翻箱倒柜苦觅出来，戈特曼的名字一次次被重新叫响，宁越敏也变得炙手可热，这本是件得意事，但此刻，坐在华师大文科楼有些凌乱的办公室，他却说：“戈特曼在我国被神化了。”

　　“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概念时，本是一种纯地理学概念。”对于那种认为戈特曼“精准预见”到了长三角崛起的说法，宁越敏不敢苟同。

　　1976年2月，戈特曼那本关系到“长三角都市带命运”的《世界体系中的城市群》正式出版时，尚未走出“文革”的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命运何去何从，国人尚不自知。戈特曼作为一个西方纯粹的地理学者，宁越敏相信他不可能预见到中国未来20年里翻天覆地的变革，更无从了解到之后珠三角板块的迅速崛起。他甚至大胆揣测：戈特曼指的“上海为中心”的地带，按照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更像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带。

　　牵扯出这样一段历史，宁越敏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戈特曼对大都市带的分析，只是一种客观“描述”，而非刻意“安排”。“千万不要误读”，他反复强调。

　　事实上，戈特曼当年描述定义的其他五大都市带，如今大体格局虽未变，但一些考量指标与都市带范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也更加印证了宁越敏的观点：都市带是一个动态概念，不能刻舟求剑。

　　一个细节是，在宁越敏于1983年参与合作编著的《城市地理概论》中，并没有照单全收戈特曼的“六大都市带”，而是把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城市带，列到了“正在形成的新城市带”一类，与前五个“已经形成”的都市带区分开来。

　　“我以为这更符合中国实情。”宁解释道，“30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今天的长三角地区仍必须定位于‘正在成长的都市带’，与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一样，目前都难以与其他五大都市带比肩。”

　　“第六城市群”，“世界大都市带”，说到底，不过只是学术中的定义、媒体上的称呼，可为什么这样一个称呼，竟会引来如此多在意的目光、叫板的争论？

　　宁越敏说：“这已经不仅仅是地理学抑或是学术层面的问题了。琢磨一下背后的深层原因，可能更有意思。”

　　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城市群？

　　“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模式下，热情有加的政府力量介入推动，可使中国的都市圈发育时间大大缩短，提升区域的经济实力，从而更快地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违背了经济规律，行政区利益就成为经济区理想的强大阻力”

　　的确“更有意思”。

　　实际上，在有关国内外区域合作报道的采编过程中，记者也有几个深刻体会。

　　过去一年多来，本刊尝试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欧美日其他几大都市带在跨行政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如何资源整合等相关情况，然而，收获寥廖。除了日本，很少能查到其他几个都市带的“作为”与“著述”。看起来，无论是从学术讨论，还是政府的重视与推动力度，明显是国内比国外热得多。

　　“这有两个原因。”经常游走于日本与中国各大区域的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这段时间正好在长三角地区调研。他认同上述现象，并解释说：“其一，大城市群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有直接关系。其二，中国城市群热的背后，存在着强烈的行政冲动。”

　　宁越敏曾表示：国外大都市带的形成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特征，国内的都市圈则更多带有“自上而下”、由行政力量来完成推动的色彩。周牧之的观点也不谋而合。这两位分别来自国内与国外、研究领域分属地理与经济、素无交情的学者，表述却极为相似：中国的各级行政长官所拥有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力，与承受的经济指标的考核压力，远高过欧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内会出现政府合作热、招商引资热等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外的区域合作，更多表现在企业自主行为。”

　　看看近年来的城市排行榜热，听听一些市长们对那些权威或不权威的排名，或喜或忧或不服的较真语气，就足以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在意自己的城市群是不是“世界第六”了。

　　在这样的力量下，国内的城市群发展似乎正朝着“越大越好”和“越多越好”两个方向发展。

　　仅以“城市群”为例，我们在搜集整理“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群”时，发觉手足无措———实在是数不胜数。从三大区域到十大都市圈再到88座“大城市”，分法、提法眼花缭乱。一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又分为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大经济协作区；一个长三角经济圈，还套有环杭州湾城市群、南京商贸圈、宁杭经济带、宁扬经济区等等，可谓大圈套小圈，一圈环一圈。

　　“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模式下，热情有加的政府力量介入推动，可使中国的都市圈发育时间大大缩短，提升区域的经济实力，从而更快地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丁力教授，表达了“既喜且忧”的观点，“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违背了经济规律，行政区利益就成为经济区理想的强大阻力。”丁力更担心的是：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明显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为“圈”而“圈”，为“群”而“群”。仿佛划一个圈就成了区域经济，就进入了先进行列。

　　“现在尤其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们需要‘制造’这么多都市圈吗？现有的三大都市圈，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丁力设问道。

　　距“世界级”究竟还有多远？

　　核心城市是区域的“关键人”，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

　　丁力的问题击中了目前国内三大都市圈都存在的软肋。

　　虽然在国内呈“三足鼎立”、“两翼齐飞”之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发达区域相比，实力、规模、影响力，各项指标都相差甚远。打个比方说，就算是有了“世界第六”之名，与前五个“英超”联赛级别的“大哥”们相比，最多也只能列入“英甲”水准，不在同一档次。

　　2002年11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良宇，在第14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上海将建设“世界级城市”，并联手周边苏浙城市，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应该算是来自长三角核心城市最早一次官方告白，也从中看出，“世界级”，是上海的奋进目标。

　　有关城市群的学术讨论，观点各异，不过，在关于区域与核心城市的关系上，各流派、各学说倒趋于一致。即世界级城市主要有三大特征：国际化、区域化、专业化。核心城市是区域的“关键人”，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

　　毫无疑问，上海以其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具备向世界级城市冲击的底气与实力，不过，与伦敦、巴黎、纽约这些世界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就是在亚洲，香港、东京、新加坡，一般认为，其综合竞争力也在上海之上。

　　上海离世界级城市究竟有多远？

　　按照专家们提出的《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现状、差距与构想》报告，人们能够“量化”地直观这段距离。报告指出：若以100作为世界城市综合评价标准，上海市相当于世界城市高级阶段综合指数的30％左右，相当于世界城市初级阶段综合指数的60％左右。

　　具体来说，上海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海外直接投资力度明显偏弱；政府职能、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能力、人才培养等软件指标，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足够实力；收入水平、生活消费、生态环境建设等软指标，也与“世界级城市”的标准值有较大差距。

　　上海社科院王泠一博士，则以时间来丈量，让人们有了另一种“距离感”：“人均GDP要从现在的5000多美元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韩国汉城的水平，最快也要在2010年，正好是世博会的举办之年”；上海能否成为货币自由兑换的金融中心城市，由于事涉全局，“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一战略性选择的时间表”。

　　从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协作程度，差距同样明显。嘉兴市市长陈德荣以一个浅显的实例，形象地说明差距：在欧洲，国界线都淡化了，进出国门就像串门似的，但是，在国内许多地方，村与村的界限却还很强调。以邻为壑，诸侯经济，行政篱笆等等，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植于不少行政官员脑中。这位自称是“大城市群中的小市长”直言，“而这，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是冲突、甚至背离的”。

　　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的情况也大体相若。即使是包括了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城市在内的珠三角，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竞争大于合作的现象也如出一辙，以至于“制造”出了方圆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有7座国际机场的不可思议之事。它在区域内生机制不足、缺乏后劲等方面，较长三角略重。而环渤海地区的能级，大体又略逊珠三角与长三角一筹。

　　王泠一曾预言：只有上海的“集聚”与“辐射”能够达到对称的地位，才是上海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套用这句话：只有当包括长三角在内的中国三大经济区域从“英甲”联赛中成功晋级，才是争论“谁是世界第几大城市群”最有意义的时候———当然，更可能的是，到那时，“第几”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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