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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最“小”，研究的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珺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叩刁客”最典型的“交集”(重合部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赢、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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