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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做的是扎寺文物的登记造册、建档拍片和防鼠工作，同时要对被老鼠破坏的文物进行修复。防鼠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用铁皮把鼠洞钉死”，因为“寺院里不杀生，不放鼠药”。
扎寺的６０多处佛殿和经堂里，有几十万件珍贵的佛像、唐卡、法器等文物，“把它们全部登记完，至少要一年时间”。
１９７２年，为维修四世班禅的灵塔，扎寺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次仁多吉担任秘书一职。这些年来，他“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扎寺的文物”。
他和文管组成员一起对寺内上万件佛像一一进行修补、清洗和开光，抢救各种唐卡１３５０多幅，并严格按照教规和传统画法修补寺庙里的壁画，策划、部署和参与了寺庙里大大小小所有的维修建筑工程。
自１９６１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扎寺里大的工程项目有４次，都是政府拨专款进行的”，次仁多吉回忆说。
１９７２年国家拨款７０万元人民币，维修四世班禅的灵塔；１９８５年又拨款９５万元维修强巴佛殿；１９８５年为修建五世到九世班禅的合葬灵塔，国家拨款７００多万元；１９８９年十世班禅圆寂后，国家拨专款６４００万元及金、银、珠宝等珍贵材料，为大师修建供奉法体的金质灵塔。
最让次仁多吉高兴的，是扎寺规模最大的一次总体修缮工程即将展开。该工程预算总额达１．１７多亿元，目前维修方案已编制完成，并报国家文物局、发改委和财政部。这一工程已被列入西藏地区的“十一五”规划，待国家批准后，就可正式动工。
“这一工程完工后，扎寺的文保工作就算告一段落，到时扎寺就能处于一种非常宁静、安定的状态。”这是次仁多吉现在最大的愿望。
除国家的专项拨款外，扎寺２００５年为保护文物、古建维护、寺内安全保卫等工作开支就达４００多万元，占寺庙全年总收入的近５０％。
“这些年，寺里的收入越来越好，”一是因为“社会越来越有钱，布施也越来越多”；二是旅游业发展带来了门票收入的增加。“随着寺庙收入增多，对文物的投入提高了”，次仁多吉说，“扎寺的文物保护，是很多人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果”。
这里有全世界的灵魂和珍宝
１９５２年，１１岁的次仁多吉进入扎什伦布寺，成为一名小小的喇嘛。
由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于１４４７年所创建的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这里是后藏格鲁派最大寺院，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
“能进入扎寺，是很光荣的”，在次仁多吉眼里，这座他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寺庙是他的整个世界。
次仁多吉喜欢在寺庙里走动，看到一件件保存完好的文物，他总会想起一起工作过的伙伴，在１９７２年成立的文管组的５位成员中，次仁多吉是最年轻的。现在除他以外，其他４位均已辞世。“他们是我工作力量的源泉”，次仁多吉说。
最让次仁多吉难忘的是他的老师——当时文管组负责人嘎庆巴赖拉，扎寺著名佛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物专家。嘎庆巴赖拉对次仁多吉的影响很大，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次仁多吉掌握了文物抢救、修补、清洗、整理、登记、鉴定、陈列等各方面知识。
“这件佛像是明朝政府赐给班禅大师的，这是清朝政府赐给扎寺的”，当年，嘎庆巴赖拉就这样给他讲授文物相关知识。３０年后，讲授人变成了次仁多吉。
１９７５年，在维修四世班禅灵塔的过程中，要从法瓶中迎请四世班禅的法体，嘎庆巴赖拉对次仁多吉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这不仅是扎寺的灵魂，西藏的灵魂，也不仅是中国的灵魂，这是全世界的灵魂和珍宝。”
这话，次仁多吉记了３０年。
保护文物就是传承文化
“扎寺只是日喀则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一直陪我们寻找次仁多吉的拉巴次仁局长说，“‘十五’以来，日喀则的文物保护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日喀则位于西藏西南部，是西藏重要的文化发祥地之一，这里拥有的文物占西藏全区文物总量的１／３强。拉巴次仁局长说，“目前日喀则的文物点已达８００多处，可望突破１０００处。”
近几年，日喀则市不断加大对文物工作的投入力度，先后完成了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夏鲁寺、白居寺十万佛塔、帕拉庄园、康马乃宁寺等古迹的重点维修，对吉隆卓玛拉康、大唐天竺使出铭、曲德寺等进行了抢救性维修，改善了部分文物单位的消防、防盗等措施，对白居寺、夏鲁寺进行了线路改造，对江孜古城老街进行了维修。
投资８８００余万元的萨迦寺维修和投资８００多万元的江孜宗山抗英遗址维修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算２８００万元的乃宁寺维修方案正在报批中，都将在“十一五”期间完工。
素有“后藏小布达拉”之称的日喀则宗山城堡博物馆修复工程将全面展开，这是上海市援藏项目，投资４０００万元。
“把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物传给后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光荣的使命。”拉巴次仁局长认为，“把文物保护好，让更多后人看到，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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