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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拓路建房，青石板路只剩了几十米，被迫再三退避，成为大街背后最逼仄的一小截，叫三坡街。越往里走，地势越高。新街和老街之间，一条小溪在白雪映照下穿镇而过。雪中的镇子显得孤寂冷清，一扇扇或紧闭或虚掩的门上，见不到木版年画的踪影，倒是有几家大门上贴着印刷品年画。这使我十分失望。
不觉已经走在山坡上的一条小巷中，看门牌，我知道这里就是三坡街了。两边是古老的民居，中间只有一条仅能推着自行车走过的窄巷。突然，我在一家民居门上看到了木版年画，一对秦叔宝和尉迟恭的门神，上面印有“滩头高腊枚”的字样。
我知道我找到线索了，欣喜若狂，一连拍了几张照片。举目望去，山坳中所有的屋子似乎都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脚下，是正在融雪的青石板路。有人曾经形容滩头青石板路，说它仿佛年画作坊中那些经过千百万次套色后的梨木雕板，没有漂亮而复杂的颜色，有的只是淳朴厚重的历史感。我可以想象，当年的画商挑着大箩小筐的年画从这青石板巷走向长沙、贵阳，走向全国的情景。
滩头年画从何而来？
在各个年画产地中，滩头年画的研究资料最为匮乏，研究滩头年画的人也最少，故而，滩头年画的研究领域有很多空白，甚至滩头年画何时出现，也没有确切的论证。在当地县志和目前通行的全日制初中美术教材中，滩头年画被公认的历史，是“300多年”。
现在人们都说滩头是个古镇，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有资料称其“最早建于隋朝”，为“全国七十二古镇之一”，这个说法至今难以找到严格出处。
《荆楚岁时记》有“画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的习俗记载，有专家论证，“桃符”应指早期年画。据考古发现，常德出土的一个北宋古墓墓门上就画有一对披甲戴盔、拄剑而立的将军。这说明早在宋代湖南就有了门神画的存在。
《宝庆府志》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以御示凶鬼。”宝庆，是曾沿用700多年的邵阳古名，隆回滩头原属其辖境。另据考证，明代以前湘西南就出现了黑白木刻形式的纸马，简略刻印出财神菩萨、观音送子等形象，这当是滩头年画的基础。
关于滩头年画是从何而来，滩头民间有很多传说。相传，明末长沙有个叫王东元的秀才，绰号“王猴子”，聪明过人且有绘画才能。清兵入关，为逃兵荒，夫妻俩来到滩头投亲。为谋生计，“王猴子”夫妇利用这里出产竹纸、颜料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办了年画作坊，创作印制出《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老鼠娶亲》等数十种年画产品，由贩运土纸、色纸的商贩推销到外地，滩头年画因此名声大振。
传说总习惯将历史功勋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实际上，在滩头这样一个既非通衢要道又非文化重镇的地方，年画为什么会在此扎根？这里还有一个集体创作的传说版本。
邵阳古称宝庆，明清以来，雕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印刷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一些本来是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往往被临时派为产品推销员。他们走南闯北，穿街过村，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彩印的画纸，新年时节贴在门上、壁上，增加喜庆气氛，这种画纸就叫“年画”。年画有人物，有故事，造型和色调都十分生动艳丽。凭着自身职业的敏感，他们认定这是一宗大可赚钱的营生，便把外地年画的稿本和刻版套印的技术一件一件地学了回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种行当不声不响地向着宝庆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小镇滩头方向转移了，而且扎扎实实地安了家，落了户。
中国四大年画之一？
滩头年画发端于明末清初，到清乾隆年间，滩头年画作坊有108家，工人200多人，年销量达到700多万张，畅销贵州、云南、四川和东南亚一些地区。滩头年画作为湖南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虽说已有300多年历史，但关于滩头年画古代状况的资料十分少见，近年其声名却直追中国传统的“四大年画”，广受国内外关注。
滩头人将自己的年画排入中国四大年画之中，他们对“四大”是这样排位的：山东潍县年画、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湖南滩头年画。如今，前面的三大年画都已发扬光大，而滩头人认为最独具特色的滩头年画却始终影响不大，且日渐衰落。
为何找不到源头、古代资料极少的滩头年画，如今居然敢自称“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对此，我认为这是因为古代产年画的地方太多，而滩头年画规模太小，品种太少，滩头交通又不便，在全国各地年画产地中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在古代长期默默无闻，根本不能和杨柳青年画、潍县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等相提并论。解放后，大多数更出名的年画产地因“破四旧”和“文革”而遭到毁灭性灾难，一蹶不振，甚至从中国年画史上消失了，如广西柳州、湖北黄陂、福建的泉州和漳州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年画产地都烟消云散，而滩头蛰伏于湘西南偏僻一隅，无人关注反而成了滩头年画的幸运，得以原生态地保存下来。
对滩头年画追本溯源，还可发现，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年画风格迥异。在年画刚兴起时，同一时期的年画大致有山东潍坊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及天津杨柳青年画、湖南滩头年画。其中，滩头年画与四川绵竹年画有相似之处，至于谁在先谁在后，也还没有定论。
●滩头年画小史
清嘉庆年间，滩头年画被称为“五色纸”，列入贡品送往宫廷，堪称滩头年画的前身。
清道光年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绘制了《桃园三结义》、《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种戏文故事新品种。
民国初期，滩头年画生产达到全盛期，小镇有生产作坊100多家，工人2000余人，年产高达3000多万份，当时著名的作坊有正大昌、大生昌、大成昌、道生和、生成昌、和顺昌、松荣祥、钟良美、宝悦来、天顺昌、义生和等。当年的老街上，几乎所有民居都是年画和土纸加工的老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滩头年画被作为封建迷信品而禁止生产出售，年画生产近乎停顿。与此同时，一批农民美术作者脱颖而出，当时为了配合形势需要，仅仅是在墙上画些宣传画，如：“猪比象大”、“玉米长得冲云霄”等。
1958年，滩头年画重新获得批准生产，当年销量达20多万张。
1963年，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美术工作者到滩头学习考察，利用传统技术加上现代内容，创作了《工农联盟》、《拥军优属》等新画稿刻印出版。
“文革”中，滩头年画列为“四旧”，大量印版被付之一炬，有些版本就此失传。
1979年，应贵州商业部门要求，滩头年画恢复生产。1982年，年画作坊增加到12家，产销量达140多万张。
1985年，邵阳市成立了“滩头年画研究会”，以隆回县文化馆为主对滩头年画进行挖掘、整理，并恢复刻印了失传的“托全”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和《花园赠珠》等印版。
1994年，滩头年画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一绝”银奖。
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滩头年画列入该工程首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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