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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蛮子”。
10月25日，我和两位西安的朋友来到薛家湾。一名男子把我们带到高作祯的家中。一个小眼睛男人出现了。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
开始算命了。一共三本书，陈旧，包着外皮，依次从他的黑皮革包里取出来，依次打开。然后坐定，神情庄重，开始推算八字。他的话语抑扬顿挫，仿如小学生背诵课文。同时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们的生年八字。然后翻开面前的三本书，互相对证，再掐着指头，嘴里念念有词。对应着中国哲学的五行学说，高作祯开始讲述我的过往、现在和将来。他的讲述模棱两可，无非是衣食无愁、事业有成、谨访小人一类，但他却推算出我身上有一颗大痣。
随我而来的一位西安的朋友，被高作祯算出明年将有灾祸。朋友面露惧色，高作祯却说没事。只见他取出红纸、毛笔，开始画些似字非字的咒符。画毕，再用红纸剪出三个小纸人。然后示意我的朋友跟他出了房门。我想跟出去看个究竟，高作祯拦住我，说这是一个隐秘的仪式，不许有别人出现。
高作祯一边给我们算命，一边说起自己在西安的“辉煌”经历。“你们今天来对了，昨天来，我不在，明天来，我就去西安了。”言下之意很明白，他要表明自己的“生意”是多么繁忙和红火。
高作祯育有二子，大儿子在兰州工作，二儿子高跟江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当高作祯给我们算命的时候，高跟江就在他身边。他想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二儿子。
当我们问及薛家湾人是否外族人时，高作祯说他相信薛家湾人很有可能是外族人，因为他们会说一种只有村里人才懂的话，但苦于没有家谱和其他文字资料可查，所以他推荐了一位“有文化”的老人———刘世贤，让我们去采访。
刘世贤今年75岁，善言谈，民国时曾就读于武威师专，当过小学教师。他坚信薛家湾人就是吉普赛人后裔。为了自圆其说，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祖先的传说。
传说在明朝时，大批波斯人进入中国，一群吉普赛人接踵而至。他们最先生活在中国南方，清朝中期，迁移到大西北。500多人在头人马有成的带领下，居住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由于他们偷窃成性，遭到官府追杀，后来神秘失踪。但这群人并没有被官府赶尽杀绝，而是分别逃往各地，隐姓埋名。高家在青海，刘家在甘肃榆中，也有人居住在甘肃渭源。许多年后，风声渐息，柳家最先流落至薛家湾，其他家族相互打听，也逐渐来到这里，以薛家湾为营。
2 女人和男人一起，过着飘泊四海的生活
适逢村中有老人逝世，加之正是田地冬水灌溉时节，出门在外算命的村民大多回到家中。等料理完村事，他们将再次出外。所以，此时的薛家湾村就显得不那么寥落了。漫步在村中曲里拐弯的土路上，不时可以看到田地里忙碌的村民。在夕阳下，一群男人晒着太阳，商量着再次出门的事宜。女人们饲育着家中的小孩和牲畜，洒扫着庭院。这样一副情景，与西北其他农村几无差别。但是，当西北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壮年男女出门打工的时候，薛家湾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挣钱方式，那就是算命。这样的谋生方式已经延续了不知多少代人。解放前，薛家湾其实相当于一个暂时居住的营地。人们只是在春节来临的时候，陆续从各地赶来，过完一个团聚的新年，当周围其他村庄的农民开始去地里播种、耕耘的时候，他们却套起毛驴车，带着看家狗，拉着老婆孩子锅碗瓢盆，扔下简陋的土坯房，去云游四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百年。只是在解放后，他们才定居下来，和周围村庄的农民一样，开始在土地上春种夏收，过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固定生活。曾经，算命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也被当作封建迷信而清除。但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薛家湾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人们相继走出村庄，过起了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漂泊四海的生活。女人和男人一起出动，甚至有的家庭，男人留在家里种地，女人则行走江湖。主业和副业一道，成为支撑家庭的两个几乎并重的经济支柱。
其实，自古以来，薛家湾人无论男女，皆会算命。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算命之术，父传子，婆传媳。解放后，薛家湾人逐渐与外村通婚，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被遵守得更加严密，以防手艺外传。
10月26日，村主任柳东昌的妻子韩少英外出归来。她和另外三名妇女一道，去了一趟青海，说是这次收入还不错。
10月27日，又一队妇女将要出发去青海。一大早，我就来到村里。
柳文昌的妻子郭宗林洒扫完庭院，为她和丈夫做了简单的早餐。他们育有二子，全部上学。小儿子在村里上小学，大儿子通过亲戚的收留被送到省城的中学。郭宗林说要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吃完早饭，柳文昌为妻子打好简单的行囊，装上路上的干粮。郭宗林出门的时候，顺手拎起一个空的塑料壶。她说，西宁的清油每斤要比永登的便宜3角钱，等她在青海挣了钱，顺便给家里买一壶清油带回来。
当郭宗林小跑着冲下家门前的山坡时，一辆班车已经在东沙沟的小河边打着响亮的喇叭在催她。十多名中年妇女，挤在车里，其中几个头发已经花白。他们每人拿着一个布包，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空空的油壶。令我惊讶的是，我第一次进村时带我到高作祯家的那名男子，是这群女人中惟一的男人。他和他的妻子是这次一起出门的组-员。其中一位50多岁的大妈，和他的儿子、儿媳坐在一起。我看见她的儿媳手中没有拿着行李，就问她：你要带着儿媳妇一起去吗。她摇头说：不，儿媳和儿子去县城办事。我说：你的儿媳是本村人还是外村人。她说：儿子和儿媳是表亲。原来，在薛家湾，近亲结婚其实是个传统。我又问：那以后儿媳也要和你一起出去吗？她说：那就看儿媳有没有兴趣，如果喜欢，就出去；如果不喜欢，那也无所谓。
班车到达县城。郭宗林和乡亲们换乘另一辆班车，出发前往一个叫窑街的镇子。这是一段颠簸的行程。一路上景色苍凉雄浑，大西北-着贫瘠。车厢里十多个满脸霜雪的人，沉默无语。两个小时后，班车到达窑街，十多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小摊前每人吃了一碗穰皮面，接着再搭乘前往西宁的班车。在青海，他们将分散开来，走街串巷，或者到乡村深处。大约半月后，他们将返回家中。
3 不是吉普赛人，也不是苗族？
在西北高原上的村镇，薛家湾人身着普通，也不摆摊设点，除非他们向路人或住户询问是否需要算命，否则没有人能够看出他们是算命人。但在解放前，他们颇为奇特的服饰，可以让人一眼就辨认出来。那时候，薛家湾的女人自结婚的那一天起，就要将头发高高梳起，俗称“高头”，再裹上宽一尺、长六尺左右的黑色头帕。冬季则戴“遮耳子”，一种前有帽檐，两边可以遮住耳朵但头顶部却是挖空的帽子。薛家湾男子的服装解放前多为长袍大褂。女子服装较为别致，一般是长及膝盖的大襟褂，领口及衣襟滚有花边，袖口压二至三道花边；裤子肥大，裤脚扎类似裹腿、压有花边的布带。最为奇特的，要算薛家湾女人穿的“尖尖鞋”，其鞋瘦而长，整个鞋帮绣满了云状花纹，鞋尖逐渐上翘，连中老年妇女，鞋子的颜色都极为鲜艳。以前，有人说薛家湾的女人是“天足”，其实并非如此，但她们裹脚的方式确与外人不同，外人是将脚裹小，而她们则是仅仅将脚裹窄，便于长途跋涉。另外，解放前薛家湾人佩戴戒指的方法很是奇特，几乎每个手指上都要戴，耳环也很奇特，一个耳环下拖着许多银穗。
这一切已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而消失，但薛家湾人沿袭百年的算命活动以及他们难以定论的族别身份，仍然吸引着民俗学家的眼光。
1983年3月，兰州大学研究民俗学的一群师生，组成了一个“薛家湾民俗调查小组”，对薛家湾进行为期40多天的民俗调查。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2004年10月28日，曾领导这个民俗调查小组的兰州大学教授柯杨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薛家湾人向我们保留了算命的秘密，那些技艺他们始终守口如瓶。不过经过调查，薛家湾人的身份基本确定。第一，他们不是吉普赛人，只是因为漂流四方云游算命的生活方式与吉普赛人有些相似而已；第二，他们也并非苗族，也不是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的民俗传承及特点与汉民族并无大异，他们所使用的特殊语汇（当地人称为“绍句”）也仅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即江湖黑话，而非民族语言。故而，薛家湾人是一个以卜卦算命、禳灾祛祸为基本谋生手段的民间职业集团。
柯杨教授说，薛家湾人的算命之术应该归于神秘主义和生命科学的范畴，虽然其中不乏迷信思想，它与当前盛行世界的预测学一样，薛家湾人的占卜术保留了东方文化中玄妙的思辩哲学和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
但是，占卜之术的沿袭在今天已经出现了断裂的征兆。村民们的子嗣，只有在求学不成不得不返乡务农的情况下，才从父辈手中接受传承。在薛家湾小学，孩子们虽然知道父辈们有算命的“技艺”，但他们似乎对此并不抱有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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