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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好或者不好的遗产,只有好的和不好的保护,我们的目标是使所有的遗产都尽可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记者:在保护建筑时,意大利与日本的保护是两种不同的保护方法。意大利是保持历史进程给建筑带来的自然风貌;日本则是每20年重修一次。哪一种方式更可取? 斯托弗尔:你问的这个问题经常被人提及,它体现了不同国家对文物保护的不同观念和方法。意大利的保护方法是比较保守的,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改变历史。 《威尼斯宪章》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文件,但最早制定的时候,它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国家的文化古迹和文物建筑。像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文物建筑大部分是石砌建筑,所以他们在保护的时候想尽可能呈现同样一个古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而亚洲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当日本要加入这个宪章的时候就很犹豫,他们担心自己的保护方法和宪章不一样,在加入这个组织以后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人创造了一种新的保护建筑的方法,他们的建筑大多为土木建筑,在重建整治的时候,用的还是那些几千年的木头,他们把损坏的木头取掉,再加入同年代的木头,木头和木头之间用扣件扭紧,再用几千年前的方法来重建这些古建筑,这是他们的经验和方式。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处理方法。 后来,根据我们的建议,日本人把全球的保护专家请到日本,在奈良召开一个文物保护会议,实地考察日本的建筑,这些专家以他们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同的建筑类别有不同的保护思想和保护方法,我们也应该有更丰富的保护准则,这些方法可以丰富我们对保护的认识。 记者: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旅游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您怎么看它带来的坏处呢? 斯托弗尔:昨天会议上通过了英国海港城市利物浦的申遗。那样一个大城市变成了世界遗产,它本来就有很多的旅游者,有很多的商业活动,变成世界遗产地对它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另一方面,在考虑到旅游给遗产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大量的旅游者产生的负面影响。 比如,十几年前捷克有一个小村庄被列入世界遗产。当时我们就担心,这个原来只有19个居户的村庄成为世界遗产后,村民的生活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时间证明我们的焦虑并非多余。这个小村庄原来不为人知,位置也很偏僻,它成为世界遗产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那19户人家不愿意住在天天被人窥看的村庄里,他们就陆续搬走了。 记者:在中国的城市中,苏州的古城改造被认为是一个样板。苏州近两年时间内为改善城市风貌,花了110个亿进行整治,你们昨天游览了古城,印象如何? 斯托弗尔:在苏州古城区,我惊奇地发现,我们去参观的一个塔,它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保护得十分完好,非常有韵味,可是走进去后发现塔的内部是用钢筋水泥来加固保护的,而且非常脏乱,和它的外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 另外,我们在参观古城区一个改造过的街坊时发现,那里的原住民已经全部迁走了,原来的居民住宅被用来建设旅游设施和搞商业开发,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风貌和生活氛围,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尽管陪同参观游览的官员安慰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实验段的改造工程,我还是十分担心。按照我的经验,有了这样的开始,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 我认为,古城保护并不意味着要把原住民全部迁走,让它成为一座空城,仅仅剩下商业和旅游的作用。它原来是什么模样,就应该是什么模样。不能想象,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走掉了,日常生活消失掉了,这个城市还有什么魅力和活力可言。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记者:苏州市长表示,要让苏州古城区恢复到明清时代的风貌,在改造时也将以这个要求为原则,您怎样评价这样的改造方法? 斯托弗尔:我想,在改造一个城市的时候,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改造它们的负责人应该多做咨询工作,多听听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民的意见,应该保留些什么,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对这个城市有一定了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最有发言权的。改造以前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仔细,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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