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

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遂将之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多年积累的资料显示，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其北界已越过西拉木伦河，最北端的遗址在巴林右旗的大草原上，南端达熙山南麓的河北玉田县，西至河北张家口，东抵辽宁沈阳地区的康平县，其中心地区在赤峰一带的老哈河流域和辽宁朝阳一带的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在上述的广大区域内自成体系，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遥相呼应。

    红山文化在考古历史领域地位的初步确立
    从现-古学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中国的学者因为受到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的影响，不知不觉间把中原汉族史当成了中国历史的正史，即便面对史前文化时也持此种思维态势。人们习惯性地，而且是毫不怀疑地把中原即黄河流域当成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尤其是绚丽夺目的河南仰韶彩陶文化的发现，更是坚定了他们对这一观念的信心。然而，早在1960年代，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在对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文化进行考察时，就敏锐地发现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文化水平要高于中原，于是首先在学术界对正统的“中原中心论”进行了质疑。

    1970年以后，一批重要的红山文化遗址如胡头沟墓地、小河沿遗址、大南沟墓地、三官甸子墓逐渐被发现，诸如C形玉龙等一些精美的玉器陆续出土，预示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性。当考古学者于1979年对辽宁喀左县东山嘴予以正式发掘，认定其为一处宗教祭祀遗址，而且还发现了女性人体雕像的时候，红山文化终于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轰动。

    东山嘴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宗教祭祀遗址，两枚女性小型雕像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史前人形圆雕。以前半坡等史前遗址虽也有人形艺术品出土，但均为陶器上的附件，形体简略粗糙。东山嘴的人体雕像呈孕妇特征，臀部、阴部等性部位都被着意刻划，它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小型石头女性圆雕如奥地利“维尔伦夫的维纳斯”，与西亚出土的小型孕妇塑像在表现手法上都极为相似。因而，有的专家毫不迟疑地称之为“中国的维纳斯”。

    对中华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更为重要的发现还在后面。1983年秋季，牛河梁女神庙被发现，次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女神庙进行了正式发掘。尽管女神庙的出土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事情，但当它真的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其建筑遗存的完好程度、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女神像的规模和精湛的雕塑技艺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牛河梁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16个地点组成，占地约50平方公里。女神庙位于牛河梁诸道山梁的主梁之上，其地位的重要性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表现。女神庙和其北部的大型山台是牛河梁遗址的主体。山台地势平稳，系人力加工所为，南北东西长各200米，四周砌以石墙，极似城址。令人注意的是，神庙与山台的走向完全一致，说明应是一个整体。在山台北侧也发现有塑像残片和建筑物架，说明另有一座神庙与女神庙以山台为中心呈南北对称分布，从而构成一台（一城？）两庙的建筑群体结构。

    女神像发现于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一位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那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吗？显然不是。当女神像被一点点剥离出来的时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只有小铲和小刷子剥离泥土的声音在沙沙响着。当女神头像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不失时机地把这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在胶片上。后来，这张照片被题为“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照片上，女神坦然而镇定地注视着五千年后的人们，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红山文化的墓葬异于其他新石器文化常见的那种土坑竖穴墓，其墓上积石成塔，气势壮观。每个墓地都设有中心大墓，似乎在着意表现“一人独尊”的等级观念。冢坛结合是其又一重要特点，冢上置坛，说明积石冢不仅为墓穴，同时还兼有祭祀的功能。这些积石冢的陪葬品几乎全部为各种精美的玉器，只有个别等级较低的墓葬以陶器为随葬物。

     令人惊奇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群南部一处名叫“转山子”的山岗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类似积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筑，与山丘浑然一体，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非其他积石冢所能比拟。其建造十分考究，内部夯土，外部砌石，台体顶部有炼铜坩锅等遗物发现，说明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它是至今发现的中国史前建筑中规模最大的。由于尚未发掘，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确定。

    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一切都似乎说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已出现了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的城邦制国家。以往，中国典籍一直把中华文明史说成是五千年，但现-古学建立以来，能够证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证据只能将中国文明历史上溯到四千年前。而今，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

    红山文化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尚存在争议
   红山文化由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在对上述区域的原始文化进行多年的研究之后，苏秉琦先生推导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实体。“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由此，突破了考古学传统上的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文明的范畴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高墙围绕的城市；二是文字；三是具备复杂的礼仪中心。例如殷墟文化具有城市、甲骨文和青铜器三个要素，为重要的古文明），苏秉琦先生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

    除了苏秉琦先生的理论以外，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学术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明起源诸要素展开的。学者刘素侠在《红山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一文中认为，红山文化后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应当是原始的文字，同时其聚落城壕的出现、青铜冶炼遗存的发现以及复杂的礼仪都足以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一个文明社会。青年学者陈星灿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因为现有资料并不能证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了青铜器的铸造和应用以及城市和文字的产生，因而红山文化并不具备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

    惟玉为葬的意义
    然而无论如何，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对炎黄时代古史研究的热潮。从这一点上来看，以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的意义在于，古史学者们终于摆脱了片面的神话意识的影响，进入到了一个将考古实物材料引进到古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证阶段。

    成组出土精美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突出特点，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堪与其媲美。红山文化的墓葬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只有玉器随葬，可称为“惟玉为葬”。

    牛河梁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但就是在这样一座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墓中，竟无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郭大顺先生在对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情况做了统计分析之后，得出了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的特征的结论。

    红山文化的玉器可分为三类。一为斧、凿、锛、铲、刀等工具和兵器；二为动物雕塑，如龙、虎、龟、蝉、熊等；三类可暂称为“饰品”，是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具有某种特定形状的器物，如勾形玉佩、连环饰、琮、箍、璧、环、璜等。有人把第三类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比较，发现在红山文化中均可以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郭大顺先生因此进一步提出，“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

    将出土成组玉器的牛河梁积石冢与近旁的女神庙相联系，我们不难想像，这些享有如此规格大墓的主人一定拥有较高的宗教地位，占有通天祭神的宗教权力，而这些并不一定属于实用的玉质工具、饰品和以神化动物为题材的玉器，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神器性质，是通神的工具。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商代的至高神“上帝”崇拜观念并非发生在商代，而是在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巫是人神之间交通的使者，红山文化随葬有众多玉器的主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巫。玉器乃是巫师代表人奉献给神的礼物，同时又通过玉器来表示神的存在，即“以玉示神”。巫师在与至上神沟通时还要用一些灵性动物作为自己通神的助手，这种宗教风俗在近代的满族－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中还可以见到。那些动物玉雕以及神女庙中的动物塑像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展现。由此可见，“礼”的实质乃是人对神的崇拜和赞美。

    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十分有特点的一种器物。其中心为旋涡形，四角作卷勾状。已发现的勾云形玉佩均置于死者的胸前，说明其非同寻常的神圣意义。陆思贤先生认为它是红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国”的徽帜，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见解。玉佩上急剧旋转的涡形纹和勾云纹体现了巫师在同至上神沟通时那种旋狂迷醉的感觉。

    玉龙显然是红山文化玉雕中最夺目的亮点，其独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众多的出土数量使它成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种类。同时，不禁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龙的起源”：在红山文化的前身——辽宁阜新市的查海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石块摆放的龙，身长约20米，头、尾、腿、足可辨，周围有50多座房址环绕，其尾部与遗址中最大的房址相连。在它刚出土时，对其是否是龙，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持谨慎态度。然而，当它全面呈现出来时，那昂首张口、身躯宛转、似欲腾空飞起的形象使人无法否认，它就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

    摆塑龙在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以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也有发现，而真正的红山文化时代来临时，则是以玉来表现龙。玉龙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形似英文字母C的，被称作C形，这类玉龙体形细瘦，有飘动的长鬃，出土于内蒙古三星他拉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首部硕大，有双耳，吻部有皱纹，形象似猪，因而在最初发现该类玉龙时发现者将其定名为“猪龙”，后也有称其为“熊龙”的。

    商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祖先？
    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美术特点与商代文化的相似性就迅速被学者们捕捉到了。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上文提到的C形龙与商代殷墟的妇好墓出土的龙的比较。二者在轮廓上几无出入，只是龙头的样子不甚相同。基于此，王曾先生将考古发现同古史传说结合起来，推断红山文化正是商文化的祖先。

     据史载，黄帝最终平定蚩尤之乱曾得到女魃的帮助。王曾推测古史所说的女魃正是“红山王国”的大军。这支进入中原的红山先民在战后并未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带流动，大致在尧时迁至商丘，以后又因有功被封于商丘。红山先民因其原有的高水平文化为上古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契在尧舜时做司徒，掌教化百姓和百工之事，助禹治水，功劳卓著。其后代伯益凿井，番禺以竹为舟，吉光发明木车，王亥发明牛车，相土发明了马车，这些都体现出了红山先民原有的手工业优势。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其经济实力后来已远远超过了夏王朝，也正因此才能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了红山文化外还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虽距千里之遥，但在文化上，尤其是在玉器特点上的共同性让人称奇。如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的大目兽面纹有着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两个文化中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两者的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也均有一定的相似性。马承源先生以此为据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结合王曾先生的观点，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先是红山先民向中原迁徙，继而影响到长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的急剧变化，并融入了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过去，考古学界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红山文化只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混合文化”。可是随着红山玉器的进一步考定和红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考古界对红山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把红山文化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来研究，我们也许会赋予红山文化以全新的意义，并揭示出有关中华文明发生的全新内涵，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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