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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30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1/4。人均占有土地、水资源少,是中国资源的一大劣势。

        中国水土资源分布不平衡,组合错位,加剧了资源的紧缺性。北方地多水少,南方地少水多;东半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主要表现为人地矛盾;西半部干旱缺水,水土矛盾尖锐;华北地区处于人地与水土两对矛盾的叠加之处,成为中国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焦点。   
        可以预计,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到15—16亿,人均占有实际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1—1.2亩,占有淡水资源也将下降到1800立方米,水土资源供求将处于危急状态。如何保证庞大的人口群和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水资源的需求,保证土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也是个严重的挑战。

        协调土地、粮食、人口的关系,依靠本国的土地资源养活16亿人口。世界观察所的莱斯特·布朗根据日本、韩国、台湾发展过程中,农用地被工业大量占用(日本人均耕地仅O.56亩、韩国O.7亩、台湾O.65亩),而导致农业萎缩,粮食依靠大量进口来满足社会的需要(1994年日本进口占72%,韩国占66%、台湾占76%),由此推理,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3亿,需进口粮食3.84亿吨,因此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被一些人利用而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到底能不能依靠本身的资源养活本国人口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给予科学的回答。

        布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包括民情。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有着广阔回旋余地,这是像日本、韩国等疆土小国不可相比拟的。其次,中国的实际耕地有20亿亩,而不是14.3亿亩,从现在起对现有耕地认真坚决保护,形势还是乐观的。即使到下世纪中叶,耕地的绝对面积下降到18.5亿亩,那时人均占有耕地也有1.15亩,远多于日本和韩国。再者中国土地潜力还大。中国目前的复种指数在155%左右,可以提高到160%以上,复种指数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2000万亩播种面积,中国可以做到在耕地的下降同时,播种面积稳定不变。中国的中低产田占2/3,提高单产的潜力还大,而且我国的主要农作物的产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此外中国还有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区和470万平方公里的自然海域,利用率与生产率都不高,中国的山区与海洋将成为未来重要的食物来源。为此,我们只要经过努力,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粮食与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根据“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1986—1989)的结果表明:本世纪末(2000年)在较高投入下,粮食产量可达5100亿公斤,以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可承载12.77亿人口;2025年在较高水平投入的情况下,中国能生产粮食6960—7000亿公斤,按人均450公斤粮食计算,可承载15.48亿人口;中国土地的人口最大承载量,是假设在以实际播种面积为28.9亿亩,粮食实际播种面积为2l亿亩,灌溉面积达10.3亿亩,单产440公斤,则粮食产量可达8400亿公斤,以人均拥有粮食500公斤计算,则可承载人口16.6亿人。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相对理解为中国土地资源最大承载力,因此中国人口最高峰不宜超过16亿人。这是我们8—1O年前研究的结果,离“中国威胁论”者提出至少早5—8年。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节约、高效、持续地利用土地资源。协调人地关系,优化人地组合,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要保护与利用结合,开源与节流并重,建立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节约、高效、持续地利用资源。

        (1)要保护土地资源,要把保护耕地、淡水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首先是耕地与资源不足问题。要遏制近几年来耕地递减的势头,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通过法制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第一步把耕地年减少控制在200万亩之内,进而逐步做到消长平衡。保护的另一涵义即是土地的改造整理,因此在防止土地、耕地不合理地、过多地被非农占用而流失。同时,要花大力气改造中低产田,治理水旱灾害、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演化和沼泽化,防止土地退化。

        (2)要节约地利用土地资源。改变那种传统的广种薄收的资源掠夺式经营方式为资源节约式的集约化经营方式,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要改变西方传统的消费模式,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建立一个与生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即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等各方面都要节约资源。

        (3)要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即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取得最高的产出。要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着手来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宏观方面要根据各地区的土地与农业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配置,实现农业的区域化、专门化和产业化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的优势;在微观方面要调节农业资源系统内部的土一水一肥一气与植物生长的关系,使之处于最佳状态,以最大限度发挥农业资源系统的内在潜力,减少外部投入,获得少投入高产出的效果,实现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的目标。我们要提倡资源效益,把资源效益放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等的地位,彻底扭转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高消耗资源、粗放型发展经济的模式,转变为资源的节约、高效、持续利用的集约化经济发展模式。

        (4)积极开源。开源与节流是辩证关系,开源是节流的基础,节流是开源的继续。中国水土资源的开发要立足平原,开发山区与海洋。山区开发的重点是南方亚热带、热带山地,可建设以林果为主的大农业后备战略基地。沿海滩涂与浅海资源要实现农牧化。调长江水向华北输送,尽早实现中线、东线的南水北调,以缓解华北地区工农城乡缺水状况,进一步考虑长江上游与雅鲁藏布江向西北输水方案。

        利用两种资源,发展两个市场。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自然资源,更不是土地与水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在未来30年内中国将保持6—8亿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左右,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多,16—2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27%,这是世界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在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此同时提高劳动力素质,逐步过渡到劳动一技术密集型为主,这也适用于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

        应该指出,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源——土地、水、气候是不能进行贸易的,但是农产品资源是可以进行国际交换的。在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供水不足,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条件下,农产品更需要实行国际资源转换战略。即生产出口一些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的优质、附加值高的产品,如蔬菜、水果、水产品、花卉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等。进口那些资源密集的、比较效益低的、国内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在粮食基本自给的条件下,实现农产品的国际大循环,与它国共同分享世界丰富的自然资源。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调剂品种、调节丰欠、促进交换,这应该是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采取的方针。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土地生产力。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因此我们要珍惜土地、爱护土地、合理地利用土地。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土地的生产条件,培育优良高产品种,提高光的利用率,土地的生产潜力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将又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们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扩大资源的范围,新资源、新食物、新能源等将不断涌现。因此,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科技与教育,有信心、有能力把土地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让那些“预言家”们在事实面前再一次破产。我们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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