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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还不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因而,可以把可持续发展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若从中国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天地生人互法,道法自然等传统文化接受启发,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论证;但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相素整体论,模糊成分较多,操作性不够;反而,当代可持续思想的定义更为明确;前有众多可操作的措施途径,充分反映了可持续发展是东方传统文化的螺旋式上升,继随了工业社会的分析方法,又从系统整体观进行新的综合。
某些学者忽略了螺旋式上升的辨证唯物论发展观,过分强调东方文化可以成为21世纪思想主流,甚至认为只有东方传统文化才能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
实际上,若我们注意到西方文化正在走向后现代主义,上述人地关系协调论和伴生论,反映客观实际世界综合整体性的系统论,正如自称为“新道家”的F.卡普拉(美)强调的那样,可以从东方传统文化接受启发来发展这些新思潮。并使其比传统文化更有操作性。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中文摘译本为“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和“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中的新文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两书充分论述这一转变过程,还必须注意到从信息论和控制论发展形成的系统论的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整体研究思想,以及新三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还有混沌学、认知科学、以及显结构(显秩序)与隐结构(隐秩序)的划分研究等对系统的不同侧面在一定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描述,便可以更充分体会什么叫螺旋式上升。
总之,强调螺旋式上升的后现代主义发展可以据之去培养走向21世纪的后现代人,忽视当代系统整体观,过分强调东方传统文化对21世纪的意义,实际上是培养封闭环路的“后”传统人。
可持续发展已列入中国国策,从后现代主义思潮去进行研究,走我所提倡的“元科学----实证规范化----操作性”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才能在区域持续发展方面作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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