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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给航行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灾难，不过随着航行实践经验的积累，对这一海域的认识和标识记录逐渐增多。比如三国时万震编著的《南州异物志》把南海称之为“涨海”，把那些引起船舶失事的暗礁、暗沙称为“磁石”。
“长沙”和“石塘”
唐宋时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我国船舶远航南海的数量显著增加，因而在史书上出现了航程和间距的记载，如《新唐书·地理志》就详细记载了自广州起程直达波斯湾的沿途航程；北宋《武经总要》则首次命名西沙群岛为“九乳螺石”；在地方志记载对这一海域的描述中经常出现“长沙”、“石塘”的称呼，并且把一些岛礁暗沙的位置作为航行危险区标注在海图之上；西沙群岛永乐岛群被我国广东、海南一带沿海渔民世世代代冠以“石塘”的称呼，至今仍保留着轮廓清晰的“石塘”形态；在条件好一些的海岛上，开始出现了定居渔民，南海诸岛从而进入了开发经营的阶段。
作为渔业生产基地的南海诸岛地名
明清时期航海经商的风气日盛，有关航海指南的书籍不断出现，如明代黄衷的《海语》、张燮的《东西洋考》、清初的《指南正法》、《海国闻见录》等。这些书籍不仅记载了南海诸岛的航路、岛礁分布，而且对该海域内海洋潮汐的变化规律、航行与风向的关系以及海洋生物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最能说明历史上对南海诸岛开发经营情况的，是明清以来海南岛渔民中广泛流传的有关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名称，以及各岛礁之间的航行针路。这些地名和针路，集中反映在海南岛渔民若干个世纪航海经验的结晶——《水路簿》上，成为历史的明证，是我国对南海诸岛享有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民间流传的传统地名都包含着特定的内容，试着分一下类，对它们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所在：首先是按照状物名称：岛礁的外形像某种物体的形状，于是就以物体的名称来命名它。比如西沙群岛的高尖石，它是西沙群岛唯一突出水面的玄武岩石柱，高出海面5米，呈塔形，远望如帆，故渔民称之为“双帆石”；再如南沙群岛的司令礁是一个东西长约7浬的环礁，其内有二个潟湖，被一座高出水面1尺的沙洲隔开，故渔民俗称为“眼镜铲”。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西沙群岛的“干豆”（北礁）、南沙群岛的“石盘”（毕生礁）、“赤瓜线”（屈原滩）、“牛轭”（威南礁）、“簸箕”（利嘉礁）、“鱼鳞”（仙客暗沙）、“裤裆”（扬信沙洲）等都是以物命名，形象逼真。
其次是按照拟形名称：渔民们有的通过直观感觉、有的通过形象思维，结合岛礁的形状分别给予命名。比如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是一个大环礁，在巨大的弧形礁盘上断断续续地分布着羚羊礁、甘泉岛、珊瑚岛等一系列岛屿和沙洲。这些岛屿和沙洲环绕着一个深度50米左右的大潟湖，俨然是一个以石为边的大池塘。因而渔民把永乐群岛命名为“石塘”，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连礁；又如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也是一个不规则的环礁，其北部礁匡完整地连在一起，但南部礁匡却断缺不连，散成数节，故以“断节”为称呼；以及南沙群岛的“六门”（利生礁）、“五孔”（捷胜礁）、“双担”（信义暗沙）、“三角”（李伯礁）、“深匡”（榆亚暗礁）等都是依形命名的。
另外的命名种类还有许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几百年前，沿海渔民就已经通过渔业生产的长期实践，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观察入微了，从他们创造出的一些常用术语称呼中能大略反映出一点现代珊瑚礁的分类原则。举例说明如下：
峙——渔民对露出水面，高潮时也不被海水淹没的礁平台和小沙洲的称呼。如西沙群岛的“园峙”（甘泉岛）、南沙群岛的“双峙”（双子礁）；
铲和线——珊瑚礁生长到海面，低潮时出露，高潮时被海水淹没，对这种暗礁渔民称之为铲或线。如南沙群岛的“贡仕铲”（适淹礁）、“墨瓜线”（南屏礁）等；
匡——渔民对环行礁的通称。环礁内有一个潟湖，湖内深度不大、风平浪静；环礁四周，深度陡降，浪花涌溅。如西沙群岛的“大匡”（华光礁）、“二匡”（玉琢礁）、“三匡”（浪花礁）均属于此类环礁；有的暗沙保持了水下环礁的形态，渔民同样称之为“匡”，如南沙群岛的榆亚暗沙，就是沉没在水下的大环礁，被叫作“深匡”。
从以上大略列出的南海诸岛的地名中，可以看出历史上我国南方尤其是海南岛渔民一向在这一海域从事远航和渔业生产，与这些岛礁和沙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汉魏、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为代表来看，南海诸岛地名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这三个时期的南海诸岛从发现到开发经营的三个历史阶段。地名数量由少而多，内容上显示出从单纯的航行需要逐步过渡到开发经营的实际需要，因而地名上所表现的海域和岛洲的状况也越来越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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