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关中文带动物名的广告英译错误的例子？

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iamnotcaoyu,iamlao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这又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所说，他认为，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我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因为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先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像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

可是，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很多老舍的传记都是这么说的。不过我觉得不可信。
因为诺贝尔奖的提名大多是各国的文艺组织推荐的。只有很少部分是委员会自己提名。
老舍的声望在国际上最高的时候是四十年代末期，他的《骆驼祥子》是美国畅销书。不过后来夏志清的小说史对老舍评价不高，这本小说史又影响很大，所以老舍的声望在国际上下降了不少
而老舍虽然是作协高官，但据老舍秘书回忆，老舍在作协里其实很没有地位，当时我国也不会推荐作家去参选诺贝尔奖。
现在作协里面人事复杂，如果推荐一个作家出去评奖，那个作家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一般我国推荐的都是已经去世的德高望重的作家，明明知道评不上，也要这么推荐。获过提名，但是当诺贝尔的资料寄来时，先生已经逝世一年多了。
可悲可叹兮！
只能颁给川端，不应该是这样吧。似乎无从考证。
中国人中获过提名的人有，但是究竟有几个是一直在中国呆着的我就不晓得了。据个例子，林语堂先生，曾获5次诺奖提名，可是他的作品全市英文写的。
当然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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