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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佐藤荣作，极力鼓吹“两个中国”；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中日关系发展的风风雨雨，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首相的中国观。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3次大的逆流，导致双边关系大倒退。每次出现逆流，都与日本“鹰派”首相的产生有关。
第一次倒退
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最不光彩的角色非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莫属。
岸信介1897年生于山口县，东京大学德法语部毕业。大学毕业后，他投身*，此后几年间，趁日本侵略步伐不断加快，他利用狡猾的*手腕，屡获升迁，40岁那年就被委任为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和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据史料记载，岸信介在中国东北期间，生活放荡且性情古怪，被中国人和部分日本人称为“满洲之妖”。战后，他被判定为甲级战犯，收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后来，美国为对抗中苏两国而转变对日政策，大量释放日本战犯，岸信介于1952年侥幸获释出狱。
脱下囚服的岸信介立即重返*舞台，并很快活跃起来。1957年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因病辞职，岸信介遂坐上首相宝座。一时间，日本政坛迅速右翼化，岸信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攻击中国。在访问东南亚期间，他以“反对*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侮辱、诽谤新中国。他还访问中国台湾，会见蒋介石，支持他“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处于*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如果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在访问美国期间，他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攻击中国是“*主义重大威胁”，宣称“中国*党政权必将垮台”。
岸信介还强迫日本部分出版社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出大陆”，并鼓噪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修宪的第一次浪潮。他曾说：“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岸信介政府还蓄意破坏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并制造了“长崎事件”。当时，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但岸信介极力阻挠通商代表机构的设立，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变为非正式。1958年4月，“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开幕，会场上悬挂着五星红旗。一天下午，两名日本暴徒冲进会场，撕毁中国国旗，制造了震惊亚洲和全世界的*事件。事后岸信介却说：“日本刑法关于损坏外国国旗将受到惩罚的条款，不适用于中国。”
岸信介
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好不容易才打通的中日交往渠道被破坏，两国人员往来断绝，贸易陷于停顿。中日关系倒退到战后初期状态。岸信介的亲美*政策激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60年6月23日，他在日本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被迫辞去首相之职。随后，池田勇人组织新内阁，中日关系很快出现转机，双方往来不久就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新局面。
第二次倒退
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二次逆流，发生在佐藤荣作内阁时期。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胞弟，生于1901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此兄弟二人本来都姓岸，因其父亲入赘女方家庭而改姓佐藤。后来，佐藤信介因与伯父的女儿结婚，又改回了岸姓。
佐藤荣作
1964年11月19日，佐藤就任日本首相。他一共担任了3届首相，是战后在这一职位上时间最长的人。但同时，他也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人，多达11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他与其兄岸信介一样，也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上台后不久，就使日中关系走进了死胡同。
佐藤荣作刚刚就任首相，就着手阻挠和破坏日中关系发展。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公然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1966年，佐藤又拒绝670名日本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
此外，佐藤荣作像岸信介一样，也是一个常作“核武梦”的人。1964年10月，中国进行了核实验。两个多月后，佐藤荣作在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时表示：“如果中国实施核武装，那么日本也应该拥有*。”
佐藤因敌视中国而遭到了与其兄岸信介同样的下场。1972年7月7日，佐藤下台，田中内阁成立。中日关系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当年9月25日，两国政府签定《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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