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

中所找不到的理想的美与崇高”，所以雕刻要“超过原来的模型”。同样，描写自然的诗，如果仅仅局限于如实地写自然，是表达不出诗人意图的，这就“必须细心选择，注意收集”。在《霍瑞斯的启示》一诗中，他说：“无论唱什么歌儿，写什么情景，作品免不了表达诗人的心灵。”正由于艺术里包含了人的心灵、理想、意图，而且又经过了选择、集中、提炼，所以比自然更真实，更美。

　　他认为评断诗人的高低，决不能单凭诗的种类，而要根据创作实践的效果，“创作实践最好的诗人就是最高级的诗人”，“诗人总是依他的创作实践而有高低，而不是因为它所属的艺术的支流”。他推崇诗中最高者是伦理诗(或说教诗)，这种诗的目的是“使人变得更好更聪明，是“道德的真理”。他肯定蒲柏的诗，因为他具有“最纯洁的道德家的声誉”，是一个“创造者”、“制造者”，而不是“撒谎者”、“捏造者”。

　　拜伦多次强调热情，说热情是“诗的粮食”，“诗的薪火”，“诗本身就是热情”，诗人要善于将热情化为形象。同时认为热情和想象是分不开的，诗是“想象的熔岩，必须让熔岩喷吐出来，火山才能免于爆发”。1809年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这一答辩诗中，批判了消极浪漫主义“湖畔派”对他的攻击，嘲笑了“湖畔派”脱离社会重大问题和神秘主义倾向，指出了他们诗歌的本质，同时也抨击了支持他们的英国上层统治集团。他在许多书信中都提出浪漫主义也要真实地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哪怕是最缥缈的空中楼阁必须有事实来作基础，至于纯粹杜撰，那只是骗子的伎俩而已”。他的《唐璜》写到第五章时，于1821年2月16日给出版商麦利写信说：“目的是使我有可能指出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然后描写他如何很自然地日渐变成衰老、放纵、疲倦”，表示自己要在这部作品中讽刺人们常见的一切坏的方面。在这部作品的十二章中又说：“我的意图是表现事情的真相，而不是表现事情应该如何。”这些都反映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恩格斯评论拜伦是“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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