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

艺术上皆非成熟之作。前者充满恐怖、神秘和荒诞不经的想象，过于追求离奇；后者对暴动的黑人有歪曲描写，美化了白人军官。

　　雨果的保守主义观念并不是十分牢固的，法国革命的伟业对于这个共和国军官的儿子不可能是没有影响。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因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而未能演出。但那篇序言却成了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被认为是一篇浪漫主义的宣言。

　　在《序言》中，雨果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古代、近代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文学：“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是这三个时期的基本文学形式。雨果指出，既然支配世界的并不永远是同一种社会形式，当然也就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摹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在新时代里，文艺必须抛弃古典主义的桎梏。

　　《〈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使雨果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过程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偏离了保皇主义立场。从20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象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表现了作家惊人的创作力。

　　雨果热情欢迎1830年的七月革命。在诗篇《致年轻法兰西》里，他歌颂革命的参加者。在《赞美诗》里，他为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痛哭哀悼。

　　1831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大堂》。小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情节紧张，变幻莫测，戏剧性很强。事件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大堂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作为一个祭司，认为情欲是罪恶，会毁灭人的灵魂。但是当他看到美丽的吉普赛舞蹈女郎爱斯美拉尔达之后，他的被禁欲主义所压抑的情感蠢动起来，疯狂地爱上了她，并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在罪恶情欲支配下，他的追逐变成了迫害。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雨果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粉碎了他对君主立宪的幻想。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手段，对反抗者进行残酷的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直到十九年后，他才回到祖国。

　　在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流亡之初，他发表了猛烈声讨拿破仑三世的-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成揭露政变过程的文章《一桩罪恶的始末》。

　　1853年，雨果又发表了-讽刺诗集《惩罚集》，主要内容也是揭露窃国大盗拿破仑三世的。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怒揭露了这个独裁的暴君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把清白的人都关进监狱、囚室”，“正直的人被扔进沟壑”。他指责拿破仑三世是罗马皇帝狄拜式的暴君，是犹大，“给人民制造了一条锁链，他拘禁，他放逐，他贬谪坚定而热爱自由的思想家”，“他压制热情、希望、回忆，他压制自由、法律、未来、进步”。《惩罚集》是一部洋溢着革命气势的雄伟诗篇，它的这种气势曾吸引了革命导师列宁。

　　1855年深秋，英国政府为了讨好拿破仑三世将雨果从泽西岛驱逐出去。雨果一家来到比泽西岛更小更艰苦的格恩西岛。雨果的财源已近枯竭，在朋友的要求下，他将收藏着的一万一千行诗拿出来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静观集》(1856)。诗集获得奇迹般的成功，初版刚一问世，马上就被抢购一空。《表观集》里既有令人陶醉的田园诗，也有描写民生疾苦的社会诗，既有歌咏恋情的爱情诗，也有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哲理诗。此外，还有一些是记述童年往事，家庭生活的诗以及为文艺论战而写的诗和讽刺诗，内容极其丰富多彩。雨果作为抒情诗人的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诗集中悼念他溺水夭亡的大女儿雷奥波尔丁娜的诗(《赠维勒基耶》、《明天，天一亮》、《啊，记忆》、《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感人至深，是法国抒情诗中的佳作。

　　流亡期间，雨果发表了一连串的小说。1862年他发表了长篇杰作《悲惨世界》，1866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笑面人》。《悲惨世界》的题材与《一个死囚的末日》和《穷汉克洛德》近似，都是写穷人和囚徒的，但《悲惨世界》的社会内容远比那两部早期的小说更为丰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遭到彻底的失败。在第二帝国倾覆后，雨果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赴国难，大力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德国的野蛮侵略，并用他写的著作和朗诵诗歌所得的报酬买了两尊大炮。

　　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不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错误地认为不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发动起义。但是当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忿怒谴责当局的兽行，他公开呼吁全部赦免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住宅遭到暴徒的袭击，雨果险些丧命。比利时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去，但作家一直坚持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多次要求赦免公社社员。

　　1872年雨果发表诗集《凶年集》，反映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思想感情。其中最好的部分，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以及保卫巴黎公社社员的那些诗篇。《凶年集》出版后两年，雨果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革命军年轻而有才能的司令官郭文把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从监狱中放走，主要是因为朗特纳克是在已经逃走的情况下又重新回来，从大火中救出三个孩子时被捕的。郭文的行为触犯了革命法律，因此被送上断头台。

　　雨果的创作力历久不衰，1883年又发表了诗集《历代传说》(1859-1883)。这部诗集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

　　《悲惨世界》(1862)是雨果的代表作品，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冉阿让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十九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释放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当过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狱。越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雨果一生都是在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但他并非毫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曾说：“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雨果反对民族压迫，对英国压迫爱尔兰，奥地利压迫匈牙利，土耳其压迫克里特，俄罗斯压迫波兰，他都进行了无情的痛斥。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雨果深为愤慨。他说：“这些强盗中的一个装满自己的口袋，另一个装满自己的箱子……这就是关于两个强盗的故事。”

　　1885年维克多·雨果去世，终年83岁。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参加雨果的葬礼。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雨果遗体被送到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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