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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纵火案

    侧的二号便门进去,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北侧才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

      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往起火处跑去。国会大厦西部烟雾腾腾,夹杂着一股焦糊味。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火石,在断定是放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返身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继续边察看火势边扑火,走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厅里面一人看到警察转身便走,俩人立即追进去,端枪高喊:

      “站住!举起手来!”

      那个男人浑身发抖,话音未落就站住了。

      “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问。

      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原来是德国-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

      逮捕了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议会厅仍是一片火海。这时两名消防队员从餐厅进入配膳室,寻找放火地点,然后顺着西门口的楼梯要下去。但是,俩人刚走了三步,一道手电从下面照上来:

      “停止!我们是警察。”两个警察,一个端着枪把守着,“这里不准来,回去!”声色俱厉,俩人吓得转身回去了。虽然满腹狐疑,但当时现场混乱,哪有功夫深究。

      9时半至9时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十公里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11时,才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守卫温特答道:“是-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到:“晚上10时。”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

      9时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时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来了。听取汇报和采取初步措施后,10时30分,希特勒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接着,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说明了德国-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一段情况。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份逮捕名单。然后警务局长路德维希·格劳埃尔特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侦查权限的法案。这时距纵火案发生还不到五小时,速度之快,竟连当时的内阁副总理冯·巴本都感到吃惊。

      大逮捕全面开始了。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之虞的人,只能拘留24小时。可是,纳粹政府一上台,普鲁士邦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为可以拘留3个月,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果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这样,数以千计的-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纵火案发生的第2天,德国-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他的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被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

      3月3日,德国-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另外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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