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团的人,我的歌土,可是特别受欢迎,观众场场爆满,点名要听我唱。歌舞团的人看我是个业余歌手,还这么吃香,心里不服气,就宣布不给我伴奏了,想把我赶走。经理跟我说,“阿宝,歌舞团的人说了,有你在他们就不演了,没办法,只能让你走。”
被戏班子丢在半路的“台柱子”
离开音乐茶座那一年,我刚高中毕业,进了一个四处赶场的戏班子。记得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戏班子演出的广告,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同市来到北部矿区“投奔”戏班子。听我唱了几首歌,班主很满意,就收下了我。跟着这个戏班子,我从山西到内蒙古,从宁夏到甘肃,唱几场就换一个地方。一开始他们不给我工资,因为我是学生,后来我渐渐成了戏班里的“台柱子”,看到班主高兴的样子,我就试探着开口向他要工钱,满以为他会一口答应,却没想到他把脸一沉说:“那你别跟我们走了,我们不要你了!”
过了半个小时,我出来发现戏班子所有的人都不声不响地卷铺盖走了。我赶紧跑到前一天演出的剧场去,舞台上空空如也,我意识到被抛弃了,被这个我全心全意跟随了两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拿到的戏班子给抛弃了。那是在甘肃省的康县,离我的家有近千里远的路。最后还是剧场里的好心人凑了20多元钱,把我送上了回山西的车。
回到家,我没敢告诉父母这段经历,没过多久,又跟着一个戏班子出发了。戏班里的生活很苦,唱一天两天就换个地方。搭台、搬道具都是自己动手,晚上就打个地铺睡在后台。这样的走穴生活,我一干就是20年,平均下来,每年在家里待着的时间只有一天。中间换了多少个戏班子,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演唱生涯带给我更多的是磨难,但舞台也给了我-,使我的表演越来越能调动观众的情绪。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在歌厅、酒吧里单打独斗地唱歌。北边的哈尔滨,南边的海南岛,西边的甘肃兰州,我都去过。慢慢地我唱民歌有了名堂,“出场费”的行情也看涨了,有一个老板看了我的表演很喜欢,邀我到他的歌厅去唱歌,许诺会给我好几倍的工资。突然赚到那么多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到屋里,捏着钱数了好多遍,闻着油墨的香味,我搂着钱一直睡到天亮。
为了原生态民歌采风
从农村出生,到城市走穴,我的民歌加进了许多时尚的元素,城里人唱不了我这么土的歌,而村里人又不像我这么会唱通俗味儿,我把它们揉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演出的时候,采风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离开农村太久就会脱离了淳朴,所以我一定要回归村里、山里,接近最原始最真实的民歌。
每到一个地方采风时,我不去歌舞团、文化局寻访,而是直接走村串乡打听民间的歌唱家。在山西宁武县,我遇到了一位73岁的民歌老艺人,他把50多年前采集的一本民歌送给了我。这本民歌,用老式的草纸和棉线装订,蓝色钢笔整整齐齐记录下了几百首将要失传的民歌。这本歌谱我一直随身带着,如果没有这个集子,恐怕这些民歌就再也没有人会唱了。
最近我与一家音乐公司签约,这也是我们原生态民歌手第一次正式签约。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原生态民歌在中国歌坛上能有一席之地。(中国电视报 蔡楠)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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