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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政策，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办法，对各教派领袖人物，只要归顺朝廷朝贡请封的，全给予封号，赐予印信，他们定期进京朝贡，朝廷给予优厚的赏赐。
明代西藏与内地联系紧密，促进了茶马互市贸易往来，也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永乐帝派中官入藏取来藏经，1441年在南京刊出藏译佛经两大丛书之一的甘珠尔全部，这就是著名的永乐版大藏经。
从永乐到明宪宗、明武宗都热心藏传佛教，宫廷内佛事活动频繁。西藏僧人地位极高。明朝前期留住北京的藏僧常在两千人以上。京内建了五塔寺、法海寺等不少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寺院。
清帝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把“兴黄安蒙”作为巩固蒙藏边疆的重要国策贯彻始终。尊崇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黄教领袖，给予崇高的地位。清代达赖、班禅三次到北京朝觐，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受到皇帝的隆重接待。时间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个时期。他们的造访在宫廷中留下了印记，特别是六世班禅，为民族团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永远怀念。
随着西藏与中央关系的不断加强，联系更加紧密，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皇室宗教信仰。
故宫佛堂百年未动，仿佛是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
紫禁城内的藏传佛堂分布于内廷各区，有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慧曜楼、吉云楼、慈宁宫大佛堂、英华殿、慈荫楼、宝相楼、咸若馆、临溪亭、佛日楼、梵华楼等独立佛堂35处。有养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等暖阁佛堂十处。这只是简略的统计。
无论是帝后日常起居的寝宫内，还是消闲游乐的花园中都有供佛之所。这些殿堂内满供着藏传佛教神像、佛塔、佛经、祭法器，组成了紫禁城中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
每座佛堂供奉的主神不同，均有宗教崇拜的不同功用，其内的陈设布局依据格鲁派(黄教)教义，模拟西藏寺庙神殿，所以清官佛堂内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各类神像、神器。
这些殿堂因处于皇宫禁城的特殊环境中，许多殿堂至今仍保持了乾隆时代的原始状态，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故宫佛堂香炉中的灰还是满满的，几百年来没有动过，如同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它最真实地反映出清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实况。
清帝何以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有-上的紧密联系原因，也因满族民族文化与蒙藏民族更为接近，藏传佛教讲究密宗修炼，可以快速成佛，所以更合清代帝王的口味。
现存清宫佛堂的建造年代，除少数为明代遗留的佛殿如英华殿和清初顺治康熙所建的慈宁宫后殿外，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
这些佛堂为和整个紫禁城建筑群体极为协调，除雨花阁有明显的西藏佛教建筑特点外，其他佛殿建筑形式完全与宫殿建筑一致，内部建筑结构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点，如梵华楼、宝相楼。雨花阁仿照西藏阿里古格托林寺坛成殿形式，按照密宗四部仪轨修建，是藏传佛教密宗义理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内地藏传佛教文物精华汇聚故宫
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宫，收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与西藏有关的文物就有几万件，是中国内地保存最完好、最丰富的西藏文物宝库。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故宫的西藏文物比之文献更直观、更真实地反映着西藏与中央王朝的紧密-关系。
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荟萃紫禁城，是六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
故宫文物自身独具优势。首先是品类丰富包罗万象。从佛堂建筑到经、像、塔、法器供器，一应具全。珍品荟萃，以铜佛来看，早期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古佛像、西藏的各历史时期的佛像都可见到，品相完好，并有清代的黄条记录，高僧鉴定，记录了佛像的名称来源、进宫时间。唐卡有上千幅，佛经上千部。
西藏佛教艺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吸收了汉地、印度等多种艺术营养，凝聚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元代后，内地佛教艺术水平普遍下降，西藏佛教艺术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水准，影响了元以后整个内地佛教艺术的发展。
今天看来，以乾隆为代表的清宫廷广建喇嘛寺院，大造佛像供器，大办佛事，花费了巨额的财力物力，是它消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保存西藏佛教艺术精华，促进各族文化艺术交流，为我们留下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看，又是一大贡献。
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引领人们走进历史深处，感受中华民族相依相存共同发展的光辉历程。藏传佛教“传”的是文明，其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连接着布达拉宫与紫禁城，连接着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王家鹏：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西藏文物专家。任宫廷部宗教文物组组长，长期从事文物保管、陈列、研究工作。）
来源：《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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