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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义，那是环绕城区的干道。也就在这一时期，新聚落次第而出，装点古老的羊城。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尽快帮助世代苦困于“浮家浮宅”的珠江水上居民迁居陆地，于是，芳村大建水上居民宿舍，纪此功德的陆居路也修成了。颇大面积的新住宅区连片开发，大都嵌上“新村”两字，如１９５２年始建的建设新村、１９５５年奠基而３年后竣工的华侨新村、１９５８年落成的素社新村和渔民新村，还有工人新村、农民新村、晓港新村、盘福新村、幸福新村等等。一个个“新村”美名，寓新生活之意。有趣的是，原来一些陋不雅听的地名，竟逐渐被新居民点“消灭”掉了。越秀山附近的大蛇地，又贱称“屎园岗”，向来都是荒冢乱坟，到了１９５１年，其上赫然立起一排排新住宅，毫不客气地挪用相邻小丘“桂花岗”这芳名做本片名，旧的地名也就“无地自容”而渐渐被遗忘了。“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次灾难性的大冲击。在那年头，地名文化也立时畸变，许多打上了“大红印记”：东西中三段龙津路和东西两段惠福路，变称“向阳路”；东西两段长寿路，变称“曙光路”；南北中三段光复路，变称“光明路”；恩宁路、第十甫路、下九路、上九路、大德路这五条老路，变称秀丽路”（此路为纪念向秀丽烈士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南北中三段德政路，变称“立新路”；六榕路、朝天路、米市路这三条路，变称南北“朝阳路”；天成路、诗书路、纸行路、光孝路这四条路，变称南北中“红书路”；大南路、文明路、东西两段的东华路，变称“延安路”；东西中三段同福路，变称“向群路”；河南中路，变称“跃进路”；始于宋代聚居富商豪绅而得名的高第街，变称“群众街”……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笔者记得某个早晨一出门，见街上到处贴着“造反派”誓要把芳村改名为“红旗”的大字报。
一下子大范围改动地名，本地人也很难适应。在民间，变称前的地名仍旧使用，这种无序状态竟未因为十年浩劫过去而结束。直到１９８１年，上述变称过的路街大多恢复原名。当然也有些在“文革”年间变称了的路名，迄今还用，推究原因，当是前论议及的时代印记，且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也就保留。如１９６６年，太平南路、丰宁路、长庚路、虎长路这四条旧马路，被合并起来改叫“人民路”，现在还用此名。如今北京路之名，其实也是１９６６年取代“永汉路”名而定下的，取“向往首都北京”的寓意。海珠区前进路之名，也是在１９６７年替下“云桂路”名而延用至今的。维新路复名后，因该路有广州公社（广州起义中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而终在１９６６年让位给“广州起义路”这大名。
说到建筑地名，建国后差不多２０年都没有多少变化，因为没什么高大楼房可言，只有１９６１年始建的羊城宾馆（５年后易名东方宾馆）才够资格入录地名册。１９６８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时，人们都瞩目于新落成迎宾的广州首栋高层建筑———“广州宾馆”，其副名“廿七层”也被渲染出浓浓的神秘色彩。在此之前，几十年来广州制高点，都是爱群大厦和南方大厦。广州宾馆独高８年后，“白云宾馆”的名字响起来了，副名“３２层”，又续领风骚好些年。
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大大加快了广州的城建速度。新的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和道路街巷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新地名产生。“广场”、“中心”、“花园”、“新城”等词，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各式建筑时髦的通名。有一段时间，某些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乱定非标准地名的不良倾向，出现了什么“曼哈顿XX”、“莱茵XX”、“澳洲XX”等古怪洋味的楼盘名字。１９９７年７月，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开始依法清理不规范的地名，于是，令市民反感的“广州商业帝国大厦”改名作“新中国大厦”，“华联百老汇”改名作“华联商厦”。
不断变奏着的广州地名乐章，尽管有过几节不和谐的音响，但我们期待这个乐章继续下去，随着广州大都市向更高层次晋升而变奏得越来越动听！(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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