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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及神往已久的秘鲁

    ——印第安人带来了无边痛苦。他们的文化遭到了洗劫式的破坏,人口因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以及被迫进行的繁重体力劳动而急剧减少。但是同时,西班牙人也带来了地中海的-、宗教、社会组织、艺术、工农业等文明成就,两种文化以一种并不平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今日之利马,作为占据全国近1/3——750万人口的首都,在秘鲁“位高权重”,地位不言而喻。经历4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利马已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的大本营与心脏地脱胎换骨,彻底演变为绝对的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其间,1746年发生的强烈地震曾一度将利马城摧毁殆尽,但果敢坚毅的秘鲁人又在废墟上重建这座更加辉宏的新城。200多年间,利马位尊首府,傲视群城。踏循历史的足迹,独步今日利马街头,颇具匠心的规划,细致井然的建设,西美合璧的景观,在昭示一段殖民侵略与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仿佛让你领略到东方人的细致与悠然。驻秘鲁使馆的赵五一参赞告诉我们,这其中不可否认日裔总统藤森的功劳。秘鲁人善于革命,也善于辩证思维。藤森固然不情愿买得诸多骂名,但也留下三大功绩:消灭恐怖、制止通货膨胀与城市建设。其中,城市建设尤其令利马人津津乐道。

      无法忽视的华人

      利马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见华人的身影。拥有200万人口的秘鲁华裔就占了总人数的1/10,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背负154年移民史(秘鲁独立后建国至今才182年),经历过五六代人从社会最底层的艰苦打拼,今日中国移民后代在秘鲁-、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已占据重要地位。

      在近数十年历届政府中,华裔的议员、将军、政府部长,甚至总理、议会议长均有出现。现任秘鲁驻中国大使陈路(原秘鲁中央政府交通、通讯部部长)祖籍为广东省中山市,对推荐秘鲁城市与广州结好热情奔走,不遗余力。新一代华裔头顶前辈赋予的“勤劳、勤奋、勤俭、遵守法令、爱好和平族裔群体”的光环,从政意愿普遍较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裔总统藤森善打“华裔、亚裔”旗号,利用秘鲁民众对华人的好感和信任,争取了众多选票。秘鲁侨领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今天华人的-地位不可忽视,加之祖国的日益强盛,几十年前还被小部分秘鲁人嘲笑为像“猴子”(Macaco,也有丑陋的、难看和愚蠢之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为亲切的昵称——“拜姗诺”(Paisano,西语为老乡、同乡之意)。

      在经济上,华人的经济地位也从一无所有而融入主流社会,在服务、矿业、渔业等行业就出现了一枝独秀、百花齐放的局面。仅超市一项,由一华人家族经营的27家大型超市连锁市场占有率就达70%。庞大的中餐业更令你不可思议,老祖宗的一句“吃饭”(Chifa)就形成了秘鲁特有的中餐馆代名词,大大小小4000多家遍布全国。华人对秘鲁农业的巨大贡献是带来了优良谷种和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促进了水稻的大量种植并直接改变了秘鲁人的饮食习惯(以前以面包、玉米、马铃薯、木薯为主食)。以前很多秘鲁人嘲笑华人吃米饭,而今天,米饭已变成了秘鲁人餐桌上的主食。

      秘鲁华侨的移民史应追溯到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前半期,即明清之时,已有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路线,到秘鲁经商或做工。1849年,首批华工抵达秘鲁,开始了“契约华工”源源不断东渡的历史。几百年间,旅秘华侨坚守爱国爱乡传统,时刻与祖国休戚相关,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和平建设,旅秘侨胞始终给予祖国有力支持。8年抗战期间,旅秘华侨广为发动,多次募捐,中山隆镇隆善社收集的中国墨宝是最好见证。周恩来同志在1939年曾亲自题词6幅予以赞扬,这些题词现均珍藏在隆镇隆善社的陈列室内。

      旅秘侨胞的团结协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华侨的中心团体——秘鲁中华通惠总局。该局由介休中华会馆、利马中山会馆、利马同升会馆、秘鲁古冈州会馆、番禺会馆、鹤山会馆、花邑会馆等8大华人会馆组成,可谓华侨组织的统领。通惠总局历史悠远,100多年前由清光禄卿郑藻如倡导成立,取“通商惠工”之意,旨在发展对外交流,促进华侨互帮互助共图发展。光绪皇帝御笔题写的“通商惠工”的匾额,赫然悬挂于总局会馆,这也是光绪皇帝惟一一次为海外侨社题匾。今日主席萧效权先生国文功底深厚,知识涉猎颇广,甚具儒商风范。笔者曾应广州日报社之约书面采访,先生知回答紧扣主题,洋洋洒洒,丰满之余满溢谦逊之风,令人心生感佩。至今,我清楚记得通惠总局的一副楹联:

      “尝六万里艰苦,权作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

      历五十年生聚,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清源。”

      联想起印尼雅加达“百氏祠”的一幅名联:

      “义原重于首丘,想昔时航海梯山,手泽绵延,八千里外成群庙;

      祠皆祖乎皇帝,看今日分支别派,心香瓣祝,五百年前共一家。”

      异曲同工,令人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