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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此说并非无据，而是大致反映了两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官场风习。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有清一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雍正改兴廉为养廉，片面倚重惩防措施，虽收一时之效，却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 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剥皮实草的酷烈手段，亦未能*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若“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大员入见时，康熙即兴说：“到江南，即知尔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清圣祖实录》卷220)这场景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其选求清官的诚意。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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