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讯卫星发射内幕:周恩来最后批示成转机

　　周恩来一下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和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的；但奇怪的是，美方这次竟然同意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尼克松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关系而表示的一点诚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田中首相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等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设法买了下来，留在了邮电部上海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

　　邮电学院“三剑客”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虽影响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中国的科技专家自“文革”开始八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却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先进发达的卫星通信设备，不过，此事却极大地震撼了都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年轻人的心灵！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有人后来将他们称之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1965年，黄仲玉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林克平毕业后分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总统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他利用工作之便专程跑到首都机场，亲眼看到了天线直径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概念。他当时就想：中国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就好了。钟义信是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虽没有机会去机场，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里也大受震撼和刺激，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

　　“三剑客”在1972年不过是三个普普通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三个人的名字最终惊动中南海，是两年后的事情。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一晃快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马月了。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中国如果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

　　但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