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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前，钱先生还缠绵病榻之际，有一天杨先生突然来电话要我做《谈艺录》所援引德语原文的校阅工作，她只说了一个理由： “我只同你比较熟”。这“熟”字立即把我带回了早已沉入记忆深处的干校生活场景。倘若没有三十多年前那些几近天方夜谭的共同经历： 譬如， 在一间无窗无门(只有一个门洞)的农家小屋里，我和杨先生有过半年“联床之谊”(杨先生给我信中的原话)；再如，我们曾各穿一件脏极的值夜班棉大衣坐在小马扎上“看守工具”，愉快地闲聊了一夜，我就不可能“熟悉”钱、杨两位先生的品性和性情，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篇小小的纪念文字。尽管我和钱先生接触很少，读他的书也真正只可算“管中窥豹”，我仍然乐意献丑，写下他给予我的美好印象，供诸同好。 第一次看见钱先生比较早，是在1954年夏天。钱、杨两位先生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的重要代表，我则是小记录员。大会开幕那天骄阳似火，我奉命在会场入口处接待宾客，远远望见一柄花伞下缓缓走过来两位纤秀恬静的女士(杨绛、杨必姐妹)，一位高个儿男士(钱锺书)竟也随着她们的节奏迈着小步，不远不近跟在她们身后，走近时发现他已满头热汗，还一派儒雅气度地照料着两位女士，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多年后，我听说杨先生年逾半百时还自学西班牙语译出《堂·吉诃德》，恍然有所醒悟，也许正是钱先生这种真正敬重女性的堂·吉诃德式的西方骑士气质，使杨先生终身挚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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