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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情愿，提出要上军校：“我打过多少次仗了，应当上军校。”同行的徐特立劝他：“小徐，听分配，先到中山大学，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学军事嘛！”徐以新这才不说什么了。 徐以新刚入学不久，中山大学就开始清理“托派分子”，接着是“江浙同乡会”问题。年轻的徐以新不能理解：自己人内部为什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呢？为什么不容许人摆事实、讲道理呢？他弄不明白，中山大学里的这些好斗分子来莫斯科到底要学什么呢？ 从学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争中，徐以新对中山大学的几个知名人物渐渐有了了解，他们就是校长米夫左右的几名同学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陈昌浩等。 徐以新的学习好像是在夹缝中进行。学校里开斗争会成为经常性的事。但他还是很刻苦，在“十天会议”前，徐以新已经能用俄文口译一些著作了。 1929年夏初，中山大学召开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中山大学党员大会，会议开了10天，因此也称“十天会议”。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这之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二十八个”都是谁呢？笔者曾经看到过几份名单，涉及52人。而对于那“半个”，人们却记得较为清楚：“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这“半个”人就是徐以新。 徐以新也从此与“二十八个半”有了牵扯不清的关联，大约在此后的50年里，这个阴影都没有完全去除。1981年，中共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到了拨乱反正。为了弄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1981年8月，中央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了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孙冶方、徐以新等16人与会。经过谈论，取得了很多共识。总的一条，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当年积极追随王明教条宗派的人，他们的-表现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变好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准确反映王明宗派集团的实际情况。因此，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熟悉而又生涩的名字后来被中央取消了，但徐以新却因它而挨了14年的整。 徐以新的第一次蒙难，似乎与“二十八个半”的关系并不大，他只是得罪了张国焘。但仔细想来，他留苏的背景，以及他慢慢从“二十八个半”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事实，也正是张国焘等人不能接受的。 1931年11月，经过苏联三年学习和回国后在上海半年多的地下工作，徐以新同其他三位同志一起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部副主任。这样，徐以新同原在中山大学学习但早于自己回国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的接触都较以前多了。 徐以新让张国焘第一次记恨在心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徐以新对他的战场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他发扬民主。张国焘当时执行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军阀作风严重，喜欢搞“家长制”，并排挤和残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这之后，徐以新又多次提出过类似的意见。 像被张国焘迫害的许多人一样，徐以新被关进了保卫局，一关就是3年多。在保卫局，他先是反省，后来又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刻石印、罚苦工、写标语，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