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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切，觉得他说的也合乎情理，便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恩来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茅盾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他的到来。坐下后，周恩来对他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又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茅盾举荐郭沫若：“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顾不过来。”茅盾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是革命工作需要，便不再推辞，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开国大典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文化部于1949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从此，茅盾走马上任，肩负起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然而，随后的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每次运动的到来，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些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时日，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被莫名其妙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到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人其事，并非不了解，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的讨论，却不能理解，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态，他保持着沉默。尽管如此，他仍不能躲过-风云的颠簸。 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他不能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选择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可这种自责并没有减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由对《〈红楼梦〉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发展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进行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斗争，茅盾都只是被动参加，应付局面。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他把这几年文艺界的-运动尽量往学术讨论上拉，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五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提高我们。” 随着-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运动中的表态文章。 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使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玲)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么会反党呢？可是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的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待，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么？……对于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以后的几次关于丁、陈问题扩大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他写信给好友邵荃麟，说最近犯了“脑子病”，用脑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他要邵荃麟转告《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编辑部不再向他约稿，因为脑子不能用，不能写文章。由此可见，茅盾在当时-运动中的痛苦和困惑。 面对无情的-运动，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长，茅盾也自然无可奈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和艰难的处境中，茅盾在大多数场合总是隐忍不发，这或许是一种较明智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