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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鹿钟麟曾率20名-队员逼溥仪“移宫”，办事精明麻利（当时警察总监张璧问他办此事需多少军警？鹿答曰：“军警各20名就够了），加上开城门亦属市政督办分内之事，所以才将此事交与他。鹿钟麟走马上任后，经过测量、拆迁（拆迁费还是冯玉祥同财政部争吵后才获准拨款的），才正式动工，当时无机械，一切须人搬车推。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号称“不扰民”，恐怕不便征用民夫，只能动用军队。于是经冯玉祥同意，调动自己的部队（鹿的本职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砖一石热火朝天地动工拆墙。据当时报纸记载：鹿钟麟经常亲临工地指挥，有时还挥镐动锨。有位摄影记者听说，大感兴趣，专门前来寻觅。但是当时冯玉祥部队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皆穿灰布军装，左臂均佩“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这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刚举起照相机，鹿钟麟便一言不发扔镐而去。这段新闻当时引起很多北京人的兴趣。 但依鹿钟麟的为人处事，如此低调，却与他平时一贯行事不符。鹿虽行伍出身（清末投身北洋陆军第二镇为下级军佐），但口才甚好，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与重用。“移宫”事件就是一个佐证。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送他到北府（即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他与溥仪握手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平民？”当听到溥仪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平民”（这未必是真心话），鹿即教育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同时还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见溥仪《我的前半生》16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可见鹿的对答不仅得体而有分寸，也颇见水平。而据《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载当事人所见，当时内务府大臣绍英谴责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还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见该书第115页），晓以大义，软中有硬，绍英当时便哑口无言。由此亦可见鹿的口才，但鹿钟麟何以在挖和平门城门时竟对记者一言不发，并不借此时机宣扬冯军“不扰民”、“真爱民”的宗旨，继而展示演讲口才，确实令人费解。 城门开好（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部队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张为大帅、中华兴盛之意。当时特请名气很大的天津正楷大书法家华世奎（字壁臣）写就，华氏写的一笔好颜体，在天津写就送至北京刻石，填涂朱漆，嵌于城门之上。当时很多人来看匾都称赞不已。为什么找华世奎写？华氏是津门望族，清朝遗老，官至内阁阁丞，当年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便是华世奎所写。而且，因为他名气大，上世纪20年代天津商店的牌匾，均出其手。尤为轰动一时的是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所写匾额，不仅每字大三尺余，更因笔法苍劲气势雄伟，而为劝业场增色不少。更令人传诵的是，该劝业场经理高星桥为礼请华氏，润笔之资高达500银洋，每字百元。按当年天津市场时价，可购高级面粉250袋！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润笔无出其右。华氏名满津门，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