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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还是决定紧急赶回北京。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咬紧牙关工作，飞机终于返回了北京。(据王进忠回忆) 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叮铃铃……”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我是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以为总理恢复了健康。待叶帅话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帅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原来就在周总理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总理。 1974年12月23日，天出奇的寒冷。还是和以往一样，周恩来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然而与以前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周总理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总理的保健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而周总理的车开到飞机旁时，车门打开，我们没有见到总理利索地一头钻出来，竟是由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总理从汽车里搀扶出来。我们知道周总理一向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但这一回，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毡呢帽，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尽管总理穿着很多，却遮掩不住他瘦削的身躯。从车上下来后，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可再走几步他又偏到了另一侧。总算到了舷梯，总理一只手借助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 在卫士搀扶下，周总理终于“攀”上了飞机。待他们将总理安顿好后，我敲开了总理客舱的门。大概因为休息了一会儿，总理的精神显得好一些了。这时飞机起飞了，总理说：“我已经一年多不坐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八个多月。不过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看来我就是和飞机有缘。”说着，他掉头看了看机窗外，“三叉戟不错，飞得稳，速度又快。今后我还坐这种飞机。”过了一会儿，总理又说：“五十年代，我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多；六十年代，我有意多坐民航的飞机。以后我再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听着总理这些非常乐观的话，几乎使我忘记了眼前的现实：“总理，您实在太劳累了。开完四届人大好好地休息休息，等恢复了体力，健康自然也就恢复了。”总理听了笑了笑，对我说：“希望是这样子。与疾病也需要作斗争，但要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况已是不容易的了。”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怕总理看见我挂在脸颊上的眼泪，忙站起身匆匆退到门外。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据杨扶真回忆) （来源：《党史信息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