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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也没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 时任中央-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万多户，32万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