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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讲了文章要讲究辩证法，讲两点论，在百花齐放的前提下，肯定姚文元的文章的。这实际上就是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讲两点论的，是讲辩证法的，是对百花齐放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 另一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化教育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当时，姚文元也是上海文化教育代表团的代表之一。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格外注意起-问题来了。他特别关注北京的消息，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他主要是看头版头条的新闻和社论，然后看重要文章，以此来揣摸中央的精神，他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柯庆施、张春桥，有时一周去几次。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了解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思想动向。毛泽东在北京的几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用心地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他就翻开这些小本子，仔细揣摸毛泽东所讲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句话中所包含的深层意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摸，姚文元隐约地感到，毛泽东最近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就是要通过发扬民主，给-党提意见，来防止-党内产生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似乎证明了他的这一揣摸。 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这次整风，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这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党整风，要发扬民主，可以大胆提意见了，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认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泽东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是准确的，于是便开始行动了。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敌友之间》一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写道：“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他还写道：有的人“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的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就在同一个月，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知音”》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1957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放下架子！》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批评党的领导干部说：“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因此，姚文元在文章标题上高喊：放下架子！1957年5月7日和8日，《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姚文元的《一点补充》一文。这是姚文元在读了王若望（后来被打成-）1957年4月26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步步设防》一文后，写的专门表示对王若望进行支持的文章。姚文元在文章中说“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要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姚文元还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文艺作品《在桥梁工地上》（这部作品后来被打成大毒草），说这篇作品“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