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兰之后，上帝选召亚伯拉罕并对他说，你要离开故乡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遵照上主的指示，亚伯拉罕一家离开哈兰，向西南的迦南地区迁移。按照旧约的记载，亚伯拉罕信上主，上主就认他为义人（创世记12：1－5；15：6）。
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犹太古史》也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位大胆地宣告上帝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的人。这似乎意味着，以色列人的祖先几乎从一开始就认识了上帝。
亚伯拉罕一家的迁移路线，大体上是沿着幼发拉底河沿岸，自东向西迁到靠近死海的肥沃地带，并最终定居在称为“迦南”的这一地带。据《旧约概论》的作者约翰•德雷恩说，旧约描述的亚伯拉罕及其后代即儿辈以撒和孙辈雅各的故事，可以肯定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前几个世纪出现的人口大迁徙相对应。当时沙漠上的游牧部落，正在向肥沃的地带迁移，而以色列人的祖先便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同时也表明，以色列人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古代以色列人最终定居在迦南之前，还经历了两次十分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以及对事件的记忆，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意识的核心成分。其中一个事件是出埃及，另外一个事件是在西奈山上与上帝立约。
在旧约故事中，这两大事件与摩西有关：上帝呼召摩西，并与摩西直接对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正好在满三个月那一天到了西奈沙漠，他们在西奈山下扎营。摩西上山朝见上帝，上主从山上呼唤摩西，要他告诉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说：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出埃及记19：1－5）。
在摩西领导下的这段历史，看来是以色列人独特信仰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约翰•德雷恩对西奈山上发生的事件解释说，这就是旧约赋予“圣约”的含义：它是一个协议，它提醒获得自由的以色列人，上帝怎样为他们做了大事，并要求他们以忠实遵行摩西以上帝名义颁布的律法作为报答。这位《旧约概论》的作者还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基于圣约的理想不是后来大先知时代才有的事情，而是从以色列人经历上帝之初就开始了。
正如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迁往迦南一样，摩西也是遵照上帝的指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奔赴上主的应许之地。不过以色列人将定居的应许之地，不是没有人烟的荒漠之地，而是已有许多人群居住的肥沃之地。上主呼召摩西之时就对他说：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号。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下来要从埃及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肥沃宽广、流奶与蜜的地方：那里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末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出埃及记3：7－8）。
据约翰•德雷恩的研究，迦南这个地方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此地就曾有过不少重要的城邑。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领土和国王，彼此独立而自给自足，在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里，埃及就通过为数众多的这些当地统治者统治着迦南地。
不过当时没有一个族群称自己为“迦南人”，迦南也不是一个疆界分明的地区，很可能“迦南”当时是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统称。公元前13和公元前12世纪之间，埃及的历史记载提到迦南地至少有两次不同的移民潮，它们都对埃及在当地的统治形成了威胁。以色列人肯定是其中的一个新移民，公元前13世纪末，“以色列”作为民族的名称也首次出现在圣经以外的埃及文献中。另一个重要的新移民是非利士人，他们来自克里特岛或爱琴海沿岸，后来定居在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并作为以色列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在圣经里。
如同希腊人兴起时的“国际环境”相对有利那样，以色列人兴起时也不需要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当时埃及人和赫人的势力正在衰落，新兴强国特别是亚述和巴比伦，也还没有变得强大起来。因此，真正的挑战来自迦南本身，尤其来自采用了埃及人在迦南的-体制的非利士人。迦南各国当时都有自己的君主统治，也有比以色列复杂得多的-机构。以色列人的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在进入迦南的初期，在继承摩西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族（他们源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尽管上主为以色列人指派士师来领导他们，可是当时以色列还没有王，人人随自己喜欢的去做（士师记2：16、17：6）。
旧约叙述的故事似乎表明，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有效的-组织，尤其没有一个自己的王，因此在客观上有了对于王的需要。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同时也是上主所立的先知，曾经领导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但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立自己的儿子为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明确提出了立王的要求。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聚集起来去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看，你老了，你的儿子又不学你的榜样。所以，请替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其他国家一样。撒母耳起初很不高兴他们要求立王的事，后来又一次听了他们的话就向上主陈述。上主说：照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王吧！（撒母耳记上8：4－6、21－22）
从旧约叙述的故事来看，进入迦南之后非正式的士师制度转变为正式的君主制度，已经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一种强烈愿望。约翰•德雷恩认为，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各支派不是被共同的管理机构，而是被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凝聚在一起。支派之间的联盟有时是有效的，但是在当时竞争非常激烈的局面下，这种松散的支派联盟已经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挑战。非利士人只是以色列人必须不时抗击的一个族群，附近的以东、摩押以及亚扪人、亚玛力人等等，都在与以色列人争夺迦南的土地。以色列人急需有效地对付所有这些竞争对手，这是他们采纳君主制度的主要动因。
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明显在其中起着作用，说明君主制度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因素包括：以色列人的人口增长很快；有限自然环境下的社会变得日趋复杂；铁制工具的使用增加。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了一个有组织、有君王的以色列国家的出现。
2006年9月13日（农历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一）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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