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从此繁荣富强，人民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中国人走过的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他们是幸运的。
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卓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重大历史关头，登上中国的-舞台，拨开迷雾，引领中国这艘巨轮驶上正确的航程？这里有许多原因。除了他巨大的功勋、威望、能力、智慧和深厚的权力根基外，跟他不可抗拒的人格力量有很大关系，与他在长期战争环境和激烈-斗争中磨砺出来的坚强性格、领导风格和高尚人品的力量有很大关系。
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
邓小平性格和人格方面的最鲜明、最宝贵之点是：刚强无畏、求真务实、革新求变和赤胆忠诚。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在一个领袖人物身上，就能产生无穷的魅力、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
邓小平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硬汉，是个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坚定斗士，是个敢于直面强者、义无返顾的勇士。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奇迹般地崛起，展现了中国-舞台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他第一次因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执行所谓压制“造反派”的“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建国后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而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受尽不白之冤和人身凌辱。随着文革斗争中-力量的消长，邓小平1972年又出乎外界意料地被“解放”出来，并在后来很快成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对文革造成的各条战线极度混乱状况的大刀阔斧整顿和对文革势力不妥协的态度，他在1976年被扣上“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和“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的莫须有罪名，再次被打倒，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再次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后，在人民的呼唤下，他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他这两次-上大落大起，发生在一个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身上，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怎能经受得起那种空前的、惊涛骇浪式的打击？而且，在那样的打击下，他不但精神上没有被整垮，反而愈挫愈勇。
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与常人不同，他1972年恢复工作和后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他没有那种“戴罪立功”、违心地“好好表现”的庸俗心态，没有那种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懦夫心理，没有丝毫顺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保全个人安危的奴颜和媚骨，也没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个“太平官”的消极态度。他明知自己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明知前进道路上地雷满布，明知可能会第二次被打倒，但他“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决心纠正文革极“左”和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生产和社会秩序，大张旗鼓地在铁路、钢铁、煤炭、教育、科技和军队各行各业展开整顿。他的大胆、魄力和无私无畏，他全面整顿工作的卓有成效，获得广泛的欢呼和支持。在初期，毛泽东称赞他“-思想强，人才难得”。病重的周恩来更是赞扬他的老战友：“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但邓小平的努力却招致四人帮的切齿痛恨，后来也为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所不容。他再一次被打倒。
邓小平-上的坚定和强硬，突出地表现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决不拿原则做交易”。1974年9月，四人帮为了阻止邓小平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当第一副总理的人事安排，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批示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局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其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没有表示支持江青意见。江为此大闹-局，指责邓小平。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针对江青掀起“批经验主义”恶浪并在私下找人谈话，意在反对周总理，邓小平在-局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很明显，在-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毛远新奉命找邓小平“谈话”，小平明知来头，但对毛远新咄咄逼人的11个方面的质问，坚决地顶了回去。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面对这个两难问题，邓小平毅然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不仅表现在“文革”期间，在对待毛泽东逝世后出现的“两个凡是”问题和八十年代反自由化、反动乱问题上都是如此。不仅处理国内问题上如此，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1956年、1960年和1963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三次舌战赫鲁晓夫和苏共头号理论家苏斯洛夫，令其理屈词穷，节节败退。赫鲁晓夫亲尝了“邓辣椒”厉害后感叹道：“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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