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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募兵制度成为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军费开支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蔡襄（1012—1067）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时，因其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所以对北宋的军费统计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16，其中论《养兵之费》，具体细致地详列了军费统计资料：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收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余）。
匹帛绢紬：
收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绢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部赏给不在数内，绫绮锦绮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余）。
粮：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七万二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八石。
管军及军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万四百六十九束。
管军及军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四百六十四束（八分）
夏秋税所纳：
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
匹帛：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斗：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
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将原征财物改征其他财物）在内，其余所缺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农民以绢折钱缴纳）并课利、折科、诸殷博买应付得足。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蔡襄统计的军费（养兵费用）在北宋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十之六、七，与其所奏《国论要目十二篇》中的《强兵篇》所设的比重不同“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这个差异殊令人费解。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铚在其修撰的《枢庭备检》中说：“盖常率计天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资一散卒矣。”王铚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养兵之费“常什八”，即军费开支占三司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可见北宋募兵制度确是北宋王朝积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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