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转载]
中国文明的历史和使用汉语的人民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如此，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方面，中国文化，尤其是其精英文化，已通过汉字这个媒介扩展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朝鲜、曰本、越南，对它们发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特别是在不识字的农民中间，可能隐藏着非汉语的底层遗存，而这个底层已为优势语言所淹没、所同化。
有人轻率地设想：因为中国的语言是统一的，所以文化也是统一的。越是回溯历史，这个设想就越是不能成立。即使只就中国中心地带（即排除满洲和被清朝征服而附属于中国的西藏 、新疆、蒙古）而言，也是如此。在历史黎明时期，自称为华夏的中国即为其他民族所包围、所掺杂。华夏人常跟这些民族争门，视他们为低等民族，就好像古希腊人看不起野蛮人——实际上，自我封闭的社团是常常看不起邻居的。关于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世纪非华夏民族的语言的性质，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还很少，严格说来，它们在语言系属上是不是都可以归属汉语，还是成问题的。不过常常有人主张，这些语言中有许多品种在类型上与汉语很接近，其间的差别也许仅仅相当于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例如粤语和官话的差别。有些人急于把中国的形成（Chineseness）时间尽可能提前，并且努力自圆其说。上述这个设想对于这些人倒是挺合适的。但是事实否定了这个设想，甚至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山区，仍然残留数量可观的不说汉语的人群。汉语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推进，使非汉语趋于消亡，这在晚近时代的文献中有所记载。不过，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个过程早就发生了，也几乎不能认为夷、狄、蛮等民族与汉族之不同，便类似于现代羌、彝、苗、瑶、壮等民族与汉族之不同。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的一千年间，汉族曾与夷、狄、戎、蛮等民族争夺黄河和长江流域。过去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是文盲，我们只能从汉语的文献来了解他们的历史。这类文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仍很欠缺。因为汉族对于蛮夷和近邻兴趣不大，偶有记录，也是出于狭隘的军事情报的观点。而用汉语记音的外语词，则很难得到解释。这些材料需要联系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加以研究。这种工作在中国和外国都已经做了一些，但是还远远不够。在这类研究取得成果之前，本文的初步研究及其结论只是能试探性的，在许多领域留有疑问。不过，在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全面地考虑这些领域是很重要的。
我打算用鸟瞰的方式逐一讨论中国境内现有的每一个语系，并且试图说明它们与古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某些民族的可能联系。我还打算讨论另一些古代民族，它们在语言学上可能与中国境内现有的语系并无联系，例如狄民族，我对它的语言面貌甚至提不出合乎逻辑的推测。还有匈奴民族，他们的语言在系属上有可能与西伯利亚的Kets语有关。
一、汉 语
（一） 夏 和 华
最古老的汉语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毋庸置辩的。很明显，商代的甲骨文不但代表了晚期汉语的书写系统的古老形态，而且也是某种汉语口语的记录。这一点必须交代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汉文作为表意义字后来被与汉语大不相同的曰语和朝鲜语所采用。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语音成分上有相承关系，因此可以判断，从商代到周代，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把商周两代人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看作同一的语言，或者认为两者各是汉语之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语言各是汉语的一个分支。我们并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是使用汉语的。也许只有很少的贵族才使用汉语，他们统治着不使用汉语的居民。或者说汉字可能是夏代发明的，商代继承了较早的夏代的传统。商代的统治者可能不使用汉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夏朝臣民的语言。周代也是一样，周在征服商之前，显然已使用商代的（汉语）书面语。周的后裔后来自称夏族，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地区，而且在别的方面与戎族也有联系。这样的假说虽然未被现有知识所证实，但是它却是可能的，因为在别的时代和别的地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如果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能够充分地证实夏朝的存在，那么情况也许会变得更为明朗，或者变得更为复杂。张光直曾经提议，应设法证明某些早期商*古发掘现场即是夏的所在地（见《中国考古学中有关夏的问题》）。这个提议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对解决上述问题没什么用处，因为没有文字遗存。
（二）中国人在远东垄断文化教育
从甘肃到台湾发掘了一批公元前一万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些陶器上有一些符号。近年来，为了证明这些符号可能是汉语的早期书写形式，学者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符号值得我们注意之处在于，它们并未显示作为真正的文字前身的迹象。因为，如果这些符号是用于传达意义的话（这仅仅是猜测，据我所知，从未得到证实），那么，作为共同约定的符号，它们与真正的文字系统相比，数量显得太少。它们的地理分布相当广阔，不像是用于表示某一种语言的文字。
当然，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字一样，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确也有图画文字和其他偶像崇拜的成分。但汉字作为一种充分发达的文字，它的图形和口语词汇之间的联系与任何充分发达的音素文字同样完美。只借用一个图形的意义而不顾它的发音，这种情况很少；相反，它可以借用图形的声音来表示意义完全无关的词汇。有一个例子是“石”字，意为“石头”，用作重量单位的时候读作“tan”；但类似的用例很少。
在新石器时代，无论在走向图形符号系统的过程中有过什么尝试，中国文字很可能是在短期内迅速发明的，而在时间上与标志文明诞生的其他重要发明相接近。如果不作这样的设想，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为什么汉字在东亚的垄断会延续这么多世纪。
汉字在东亚的垄断现象，与在近东各种互相竞争的文明中诞生的文字系统的丰富多彩形成鲜明对照。根据现有的证据，充分成熟的文字系统最早在公元前3100年在苏墨（Sumeria）诞生的。这种文字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原始埃兰文字、埃及文字、印度河河谷文字和米诺斯（Minoan）文字所取代。而且苏墨楔形文字诞生仅几个世纪就被与之没有语言系属关系的阿卡德（Akkadian）语所采用，接著又被赫梯（Hittite）语和别的邻近语言所采用。到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世界上许多语言是用多种不同文字，包括最初发明的字母书写的。
另一方面，在佉卢文（Kharoshti）从印度侵入新疆之前，没有证据可以说明除了汉字之外，东亚还有别的文字。曰本人和朝鲜人从唐代开始使用汉字，在此之前，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别的语言采用汉字来书写（除了在中国文献中偶然用汉字记录外国词汇的语音）。一般说来借用汉字意味着借用汉语。即使在朝鲜、曰本和越南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国家，当地语言和中文同时使用，当地语言的音位系统吸收了汉语的语音成分。在中国内部，在文学语言扩散的同时，原先存在的地方语言如楚语和吴语逐渐消亡。后来有的民族借用汉字是为模仿汉字来创制自己的文字，如契丹、唐古特、女真，还有南方一些使用部落语言的民族，如摩梭和罗罗（彝），不过这已经是中国文明形成以后很久的事了。
中国人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是造成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扩散以及该地区别种语言消亡的重要原因。当然可以认为是文化的力量而不是*的力量树立起了汉字的权威和垄断地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汉字不仅是中国*和高度文化的工具，而且也是他们的基础。
汉字的起源显然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如果能够说明汉字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千百年来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各民族中间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也许可以证明汉字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奇怪的是只有中国创造了文字，与华夏人并存竞争的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民族，如夷人和蛮人，并没有创造文字。与近东和印度相比较，中国的文字是较为晚出的，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由某种外来刺激促成汉字产生的可能性。
当然，就我们目前所知，很难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中国的近邻并没有文明轸域，除了印度河流域——这里有可能向中国传播文字观念。在1978年的伯克莱会议上，我仍然坚持一个观点（那是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那篇论文曾提交给1975年3月斯坦福大学美国东方学会西海岸分会会议），即认为二十二个干支的名称是语音符号，代表原始汉语的辅音，它们与早期闪美特语字母表中的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我曾进一步指出，可能两者都是从某种未知的印欧语的文字系统分化而来的，这种文字随着印欧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的扩张，向东方和西方传播。因此我的结论是：虽然就汉字系统内部而言，将干支解释为语音符号是最好不过的（Pulleyblank,1979），但是经与闪美特字母比较，这个设想还是可能站不住脚的，尽管其中有些形式和语音惊人相似。最相像的几个符号，是与晚闪美特字母比较所得的结果。如果将最古老的字母考虑进去，就不那么相象了。更重要的是二十这个数字是有关干支符号问题的核心，包括十个天干，二十个地支，但这可能只是偶然与闪美特字母的数量相同而已。包括二十二个字母的标准闪美特字母表，似乎是公元前第二个两千年的末期，在腓尼基诞生的，其基础是腓尼基语辅音音位。然而有很好的证据，尤其是乌加里特（Ugaritic）楔形文字的证据，可以说明在腓尼基字母产生之前，曾经有过与之相关的闪美特字母表，这些字母表有更多的字母。
如果闪美特定字母和干支符号形式上的相似是出於幻想的话，那么关于未知的某种印欧语文字系统是东西亚的中介这一假说也就是子虚乌有了。这样就不得不认真考虑汉字土生土长的可能性，好像新世界的玛雅（Mayan）文字一样。然而这样的假设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为什么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中文字只有一种，为什么与它相联系的其他重要发明都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只能希望在迅速发展的中国考古发掘中找到新的证据，能够为研究这个课题提供更可靠的材料。
二、藏 缅
大家公认，在语言系属上与汉语最接近的语言是藏缅语。许多学者已经很好地建立了这两者的关系，只是在细节上还有些分歧。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证据是有共同的基本词汇。我们很容易列出几十个汉语、藏语和缅语的同源词，包括数词、身体各部分的名称、常见的动物名称或表示最基本的观念的词：曰、书、夜、年、死、杀、松、苦、我、你。还有语音对应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语音对应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而使人怀疑其间仅仅是借用关系。
同源词的词表可以延长，却不可以无限延长。尽管孔好古（Conrady）、西门（Simon）、沃尔芬登（Wolfenden）、谢飞（Shafer）和白保罗（Benedict）等学者已经做了奠基工作，近来又有较年轻的语言学家做出更多努力，公认的汉语和同语系的其他语言的同源词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个别学者在词汇比较中允许特殊的词义转移，语音对应也从宽，这样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几分道理，但是因为尚未经过客观标准的验证，所以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在构拟有历史文献的主要语言——汉语、藏语和缅语的内部语音发展史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应该建立更充分更准确的描写，以作为构拟工作的基础。
在上述情况下，想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准确地拟测有关民族的内部关系和移民运动，还要走很长的路。谢飞（Shafer）和白保罗（Benedict）都曾从事藏缅语言的分类工作，可是他们几乎没有提出明确的分类标准，他们的结论给人的印象似乎很淡薄。
藏语像汉语一样，有一种古典的书面语和许多种彼此歧异的方言口语。虽然这些方言的描写和相互比较仍嫌不足，但是标准的文学语言看来在整个西藏具有一种统一的力量，大部分方言词汇与书面语的关系是有规则的。在西藏的外围，东边和西边有更多的藏语类型的语言，如川西的嘉戎语。七世纪西藏最初统一的时候，其统一进程显然是从南向北推进的，西藏皇室的原居地在拉萨东北面的某一地区。人们常常假设使用藏语的民族与婼羌有关，婼羌是游牧民族，中国人把他们安置在敦煌的西南面，即汉代青海和新疆的西部边疆地区。如果真是这样，流行於西藏中部和西部的似乎是象雄语，据说从一份敦煌珍藏的象雄语文献可以看出这种语言与喜玛拉雅西部的藏缅语言——如卡劳（Karauri）语——的亲缘关系（参见Thomas,1933）。
象雄传统上与佛教传人之前的西藏本（Bon）教相联系，最近有一本藏—象雄语词典，由本波（Bon-po）协会在德里出版，这种语言因此得以传世。哈尔（Haarh,1868:26）说，有新的证据支持汤姆斯（Thomas）关于这种语言亲缘关系的一般结论。
缅甸人从北方进入缅甸的时间，明显是在公元832年南昭入侵骠（pyu）王朝之后。他们在高地缅甸的蒲甘（Pagan）建立王国，后来征服低地缅甸的孟(Mon)王国。缅甸语传播到全国，分成若干方言，同时有很多其他语言仍然在缅甸保存下来，其中许多是藏缅语言。它们是缅人进入这个国家之前就在那儿使用的。缅语和四川南部和云南的罗罗（彝）族语言最为接近。这些语言又被认为与现存的四川羌族语言和已消亡的西夏唐古特语有关。西夏国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统治甘肃以及蒙古和陕西与之邻近的部分。唐古特文（译注：即西夏文）的解读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语音系统仍不能确定。因此，将这种潜力很大的内容丰富的材料用于比较研究的目的，至今进展有限。
现代中国西南、缅甸北部、阿萨姆（Assam）、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其他藏缅语民族的移民历史，几乎完全没有文献上的证据。如果“他们来自北方”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使用藏缅语的人一定是许多世纪以前就移居这些地区的。缅甸建立之前的骠（Pyn）王国的语言留下了一些碑文，可是这些碑文残缺不全，不能据以判断它的语言，可以肯定的只是这种语言是一种藏缅语。谢飞（1943）将它和克伦（Karen）语作比较，从地理学观点来看，这种比较似乎有点道理，因为克伦人比其他缅甸的藏缅民族住在更靠南边的地方，并且是唯一住在平原的民族；不过现阶段尚不可能证实这一点。谢飞提出的证据也可以用来说明它与库基-钦语（Kuki-Chin）的关系。库其-钦语是一群使用于缅甸和印度的西部边界地区的部落语言。白保罗（1972:10）倾向於认为它与侬语（Nung）相关，而侬语据说是介於缅语、罗罗语和卡钦语之间的语言。
让我们回顾这些民族的早期历史。在公元前十世纪，他们就已被中国人认识了。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藏缅人吗？首先其中有羌，在汉代的文献里清清楚楚地记载他们是西北边疆的扰乱者，一直到现在不断有人提到羌人住在大致相同的地区。上述唐宋元时代的唐古特人，其族源也是羌人。在此一千年之前，“羌”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早就见於甲骨文，也见於后来的《诗经》和《尚书》。如果要直接确认甲骨文和后来文献中的羌所指是同一个民族，那么还会遇上两个困难：其一，“羌”作为一个民族名称在周代的其他文献里很少见到；其二，汉代羌的家乡和商代军事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在地理上相隔太远。
总而言之，看起来“羌”这个词先后所指还是同一民族。它并且说明羌族类型的藏缅人也是商的敌人。这个结论与岛邦男（1958:404,423）在地理上的分析是不矛盾的。这个结论还有下述事实的支持：在《诗经》里羌和氐这个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出现的。氐（早期中古音te；注意不要与“狄”的早期中古音dejk相混淆）在汉代与羌连用，但是很少见于更早的文献；在甲骨文里亦未见连用。氐羌的连用还见于《荀子》的一段文章。荀子显然是把他们作为野蛮人提出来的，不过并没有指出其地理分布。
根据《说文解字》，羌属于西戎。虽然在公元两世纪的文献里，这种说法难以自我证实，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把戎当作周代非汉族的藏缅人的总称，包括氐羌。虽然戎主要分布在西部，即陕西山地，但在春秋时代，有些戎的族群也散布于黄河平原的中央诸国。
戎人跟汉人的不同不仅在于风俗和物质文化，而且在于语言。关于这一点，一位戎人首领的话可以证明。他说：“我诸戎饮食服饰与华不同，贽礼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一个后来从秦国远到戎族所居地的难民由余，因为能操戎、华两种语言，戎人曾用他出使晋国（《史记》5：192）。
尽管族属不同，中原诸国与不同族群的戎人仍然时有外交、婚姻和战争关系。关于周王室和戎人有密切联系的证据。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周的两个最显要的姓氏是姬和姜，戎人也有这两个姓。《春秋》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述僖公联晋伐秦，其中提到“姜戎”，上述关于戎人的引文也出于此。戎人有姬姓的证据则是：晋献王的妻室是从戎人的两个不同族群中娶过来的，皆用此姓。其中一位即是著名的重耳的母亲。重耳后来成为晋文王，并且称霸于各封建王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姬是周王室的姓氏，羌是许多重要的封建家室（包括齐、吕、申、许在内）的姓氏。不过，最重要的情况是，周代的主要王后一般都娶自姬姓。周姓先祖后稷的母亲是姜原，后来的王后似乎常用这个姜姓。《国语·周语》中有一段记载黄帝和炎帝（即神农）两族起源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黄帝和炎帝本是兄弟。他们在称为姬和羌的两条河边长大，结果养成相异而又相辅的两种德行。《国语》在这一段话中还指出了族外婚的合理性。族外婚至少从周代开始便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徵。
姓氏姜和族称羌在语音和字形上的相似是很明显的，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引人注意。《后汉书》说，羌是姜姓的分支。不过姬姓在语音上也是与姜、羌相似的。姬早期中古音读k?,这字的另一读音是Yi，早期中古音作j?。姜早期中古音读k?aN ，以羊（早期中古音作j?aN ）为声旁。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在相同的谐声系统里中古汉语k-或kh-与j-之间的互相转变？这尚未能确定；不过不管如何解释，这两组字的声母在语音上是平行的，韵母也互有关系。“姬”来自上古汉语的- ?r类，姜来自-aN 类。元音? 和a以及韵尾-r和-N 之间的转变，在语素音位上是普通的现象；试比较早期中古音“似”z? 和“象” z?aN。
《说文》并不把“羌”中的“羊”分析为声符，而把这个字看作是会意字。即“羊”加上“人”，用以指羌人的游牧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羊”在这个字中的作用和在“姜”字中一样，是标音的；而与游牧生活方式的联系则是偶然的、次要的。所以姬和姜显然与“羌”一样是从相同语义的词根中分化出来的。这三字可能本来是族外婚制中相互匹配的一方的名称，戎则分化加入匹配的各方。
这样看来，孟子指文王为西夷（《孟子·离娄下》）可能是对的。如果周的先民是戎族，那么他们在被征服之前一定经历过华化的过程。最近发现的先周甲骨文说明，周在征报商之前已经使用商的文字（除非随商王来访的文书书写了这些甲骨文——这似乎是可能的，见1978年David Keightley[吉德炜]给作者的私人信函）。尽管我们不清楚这种文化融合现象究竟是商征服的结果，抑或是对商的文字和武力之威力的自发反应，但其结果则是明显成功的。它为周创造了必要基础，使周能够取代商而获得扩展中国文化的宗主地位。也正因为这种文化融合的关系，周失去与那些保留自己的风俗和语言的戎族人的同一性，并且进而反对戎人，尽管也许没有像商降服戎人时候那样以暴行相对。下文将会述及，在楚人中间也发生过很相近的历史进程。楚人原是脱胎於长江中游的蛮族，后来有了文化，获得与华夏诸国同等的国家地位，即放弃蛮族语言，而采用华夏语，并且开始把仍保持独立的蛮族视为野蛮人。后来吴和越也走上了类似的历史进程。
然而在周征服商的时代，看来周的同宗兄弟还没有把周人当作外人。据《尚书·牧誓》（亦见於《史记》记载，武王曾面对其追随者庸人、蜀人、羌人、髳人、微人、卢人、彭人和濮人发表演说。在这个名单中有羌人，这是不必再说明的。蜀后来用于称四川，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蜀”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地名、岛邦男（1958：378-379，382-383）将它的所在地定於黄河东北段转变处的潼关。最近有与微族相关的铜器铭文窖藏的报告（《文物》1978.3），说明微族在西周有一个世袭的办公机构。在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六年（B.C.610），庸是一个小国，其地即后来湖北的楚山。庸国曾领导各类蛮族，包括百濮（武王同盟者名单中的濮的又一名称）攻击楚，此后楚、秦、巴联合灭掉庸国，接着庸国又为饥荒所困。
《牧誓》是不是武王时代的原始文献？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不不管怎么说，其中有一个传说是真实的，即武王曾联合西方蛮族反商。这个传说不像是后来杜撰的。原本《竹书纪年》毫无疑问包括同样的传说，即武王曾率领西夷反对商朝（《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周纪》）。
周的非华夏人的同盟者，可能与周人一样皆出於藏缅的戎人。这个假设虽然在现阶段无法证实，但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先作这样的假设，那么下一步就要问那时候的藏缅人到底往南扩张有多远了。蜀这个地名是在商代至战国之间从潼关搬迁到四川的，由此看来，在那一千年里，藏缅人曾有向西南地区移民的运动。不幸的是我们尚未能证明用於两地的地名是否直接相关。即使两地用同一名称，作为专有名词，仍然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蜀作为地名还见於山东。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庸位於西南地区，尤其是仍然处於部落社会的濮也在西南地区，这暗示藏缅人确实曾有向西南迁移的运动。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文化通过秦渗透到四川之前，另一个与四川有关的种族名称是巴。这个名称见於春秋战国时期（是否见於甲骨文尚未证实）。到汉代，巴仍然是住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的部族。《后汉书》将其归类於“蛮”，这意味著他们是苗瑶语的使用者而不是藏缅人。
在汉代后期可以肯定有些藏缅民族居住在今四川省的西部边界。《后汉书》将其归类於羌的支派。这个羌和黄河上游流域最初的羌是同宗的。这些族群中有一种是白狼人。用白狼语唱的一首歌，曾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语译义。虽然关于这个材料的解释还有许多未能确定的问题，但是有足够的词汇可以证明，白狼人的语言是藏缅语（王静如，1932；Coblin 1979）。
中国的历史学家说，汉代南方的羌族是从较远的北方在较为晚近的时候迁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可以猜测，藏缅人在商代尚未渗入黄河分水岭以南较远的地方。考古学上的证据也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根据张光直（1977：442—453）的看法，在战国时代中国文化渗入四川之前，四川东部（巴的领土）在文化上显得与楚很接近，而远在西边的成都地区有些特徵则与同时代的云南（“东山”和“滇”）的文明相同。另一方面，四川西北的理番和甘孜则与北方文化相关，也有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
如果上述历史是真实的话，那么追溯更早的时代——仰韶新石器时代，我们有可能找到汉藏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腹地。那时华夏人作为中原地区的东支吸收了山东和淮河地区的南亚语夷文化的影响。希望建立在考古学和语言学（例如以地名为证据的语言学）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能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