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两宋历次联夷外交概要及其得失<%=id%>

　　壹、联夷攻辽与歧沟关之役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渊源甚早。从汉初北伐匈奴失败，中原农业社会感到对抗塞北游牧民族不易，为制驭戎狄，发展国势，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两汉时期，为对付匈奴，经略西域，固己广泛采行分化，联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于突厥强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卒予解决。其后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纥之兵，以为应付。可见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农业社会政权为主体的中国，早己有其传统经验。

　　汉唐的以夷制夷之论因匈奴、突厥强大而起，相似的，宋代的联夷外交亦展开于太宗攻辽受挫以后。

　　宋代建国之初，继承后周世宗雄略遗绪的太祖太宗兄弟对于重振华夏声咸，拓展国势，原是颇具自信的。所以太祖得位不久，即曾与宰相赵普商议，谋复燕云，但因趟普力持谨慎，宋代的联夷外交与国运加以反对，方始暂罢。转而先从削平割据着手。及太宗继统，南方悉定，宋廷的注意又转而北向。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正月，太宗已不顾北汉与契丹的从属关系，表示「太原我必取之」，并告诉契丹使节，﹕「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辽史景案本纪）可见宋廷在出征太原之际。实乃心雄气锐，不但对灭取北汉满怀自信，就是击败契丹，恢复燕云也己在计划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还不会考虑到采用借助外力的联夷策略。

　　太宗亲征太原，虽顺利攻灭北汉，并乘胜伐辽，围攻燕京﹕不幸高梁河一战，被辽将耶律休哥所败，宋军大溃，辽军追击，太宗流矢伤足，乘驴车走免。丧失军械、粮馈不可胜计。

　　至此宋人对辽作战信心已受到严重打击。郎分臣僚纷劝太宗改采守势，左拾遗张齐贤更从儒家观点，提出安民养德之说，认为「广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但太宗志切复仇，主战者不堪契丹连番入寇’亦建言速取幽蓟。故宋廷仍积极筹议再举。而对契丹战力既怀戒惧，连络东北诸部，共同对付契丹，以增加胜算的联夷攻辽外交遂告展开。渤海亡后的残余势力则首先成为宋人争取的对象。

　　渤海与契丹本为宿仇，在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后，其残余势力仍不断反抗。辽太宗时，介入中原政局，注意力转移﹔继立的世宗’穆宗则不恤政事，在此有利环境的培养下，渤海残部势力更得滋长，成为契丹的隐患。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攻幽州时，曾有渤海酋帅大鸾河等三百余骑来投，宋廷对东北的情况大获了解，高梁河之后既败，为布署对辽再度用兵，即设法连络。太平兴国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约「尽出族帐，佑予兵锋，俟其剪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汉之外，悉以相与。」同年另一渤海残部定安国亦托女真贡使附表来上，表示「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故愿「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太宗特答以诏书，重申前旨，合力攻辽。（宋史.渤海国传）

　　乌舍据学者考证，即辽史所称兀惹，地在今牡丹江上流。

　　定安国位置则在今鸭绿江中游及佟佳江流域。他们皆渤海亡后之残余势力，不甘契丹长期役属，愿与宋合作抗辽，宋廷亦把握这种情势，图藉敌忾同仇之心，动以爵赏裂土之利，联合对辽作战，期能分散契丹军力，—举克敌。

　　公元十世纪后期的东北亚，除渤海残部之外，还有女真、高丽两大势力。当时的女真为部族分立的状态，分布于今松花江以东，长白山及鸭绿江一带，为取得物资，五代时已通中原，宋太祖建国以后，更频频入贡，沿鸭绿江与辽东半岛海岸渡渤海到登州，进行贸易﹕以马匹、毛皮交换绢、茶与工艺品。其后随着宋朝对马匹需要的增加，这种越海贸易规模也日趋扩大。所以，基于经济的需求，女真与宋朝发展成亲密的关系，而宋朝不但于此获得马匹的补充，并且也透过女真的协助，取得与定安、乌舍等部的连系。

高丽方面，由于契丹灭其同种之国渤海，威胁其北境，又曾遣使后百济，谋共图高丽，故高丽王廷对契丹素无好感，*态度也一向亲附中原。赵宋建国，即迅速遣使入贡，建立关系。太宗继立，由于经略北方，更主动加强对高丽的连络。以高丽的立场而论，与宋接近，既可输入进步之文物，又可藉北宋之力，牵制契丹、女真。在这种互利的基础下，太宗时期，宋丽关系特别紧密，双方信使往还，封赠通贡，无年无之。而宋朝对高丽加意笼络，当然就是希望在宋辽抗争中，高丽能发挥牵制作用，甚而必要时能发展为共同对辽作战的军事合作。

　　宋廷为大举伐辽，除外交部署之外，军事上亦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甚至契丹方面也获有「宋多聚粮边境」，「主将如五台山」的边报。似乎东北亚一场国际大战已迫于眉睫。（辽史.圣宗本纪）但此后数年，定安、乌舍可能忌惮契丹强大，不愿率先挑起战争，所以并无军事行动之消息。宋方亦以连年兵战，议者多请息民。独立进攻更无制胜把握，于是二度伐辽之役，遂告暂罢。

　　宋朝联合渤海残部夹攻契丹的军事订划虽未即实现，但西元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契丹已面对一种不利的国际情势。渤海残部、女真、鬲丽皆与北宋联通，甚至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联合攻辽的国际军事行动。因此，不论为化解遭受围攻的危机，或维持北亚霸权的帝国声威，及时采取措施，突破孤立情势，已是契丹当局迫切的课题。当时契丹的对策显然是采取强力军事进攻，藉以迅速粉粹反辽联盟。而东北诸部中，鸭绿江女真不但卖马于宋，且位于乌舍、定安两部与宋通路的中途，同时又是契丹进入而丽的必经要冲，如将其制服，既可切断宋朝重要马源，阻绝渤海残部与宋人之连络，又可打开经略高丽的大门。因此，鸭绿江女真成为契丹首先攻打的对象。

　　大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辽圣宗统和元年），辽廷以征高丽为名，检视兵马。十月，命宣徽使耶律阿没里等将兵东讨，次年二月，阿没里奏报「讨女真捷」。四月，全军凯旋，阿没里获授政事令。经过此次用兵，契丹势力遂达鸭绿江中下游一带，而且出入高丽之路己通。故略经休息，辽廷又于雍熙二年（九八五〉七月下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

　　。但以天气尚暑，辽泽沮洳，远道行军不便，乃命耶律斜轸为帅，于九月间，兴师攻打鸭绿江上游的定安国。次年正月，斜轸凯旋，掳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其它物资。至此，不但经略高丽之路已通，就是可能来自渤海残部的侧面威胁也已清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一面遣使命高丽出兵攻辽，一面命大将曹彬、米信、潘美等分路进兵。

　　宋人第二次伐辽战争爆发了。

　　宋大宗二次攻辽。一般皆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的记载，认为是辽景宗去世，辽圣宗年幼继位，母后当政，宠幸用事，因而宋朝乘机北伐。（见长编卷二十七，宋史卷二五八）但景宗之崩，在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宋廷若要把握契丹国君新丧，嗣主年幼，政情不稳的用兵良机，则北伐行动早应展开，何以又拖延三年余，至雍熙三年（九八六）始告后动。而且辽景宗崩逝不久。宋太宗还下令边州「各务守境力田，无得兰出边关，侵扰族帐及夺略畜产」，「违者重论其罪」。（长编卷二十三）完全是避兔生事的和守态度。相对的，契丹方面，主政的太后则选贤任能，注重刑狱，劝谋农桑，政情平稳，也无可乘之衅。另外，史载此次宋廷北伐决定颇为仓促﹕

　　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长编卷二十八）

　　一日之内，召商枢密六次。且不与宰相计议，显示事机紧急。

　　因此，宋太宗第二次攻辽，不进军于辽圣宗继位之初，却拖延数年，在契丹积极经略东方，反击亲宋势力之际方始发动，并且还通知遭受契丹威胁的高丽共同进攻，这显然说明时机的选择是着眼于契丹军力分散，以及联夷外交下高丽的同仇敌忾，而不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所以才为了把握戎机，匆促命将出师。

　　宋太宗经数年外交部署，虽因契丹主动反击亲宋势力而获得北伐良机，不幸歧沟关一役，仍为契丹所败。此后辽军乘胜，频频深入寇扰，河北大受摧残，太宗深为追悔，曾面告大臣，「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长编卷二十八）因此，歧沟关一战可说打垮了宋人对辽作战的信念，不得不改采守势，联夷攻辽的政策，恢复燕云的大计，皆告搁置。后来高丽遭辽攻打，遣使请宋出兵伐辽，宋朝也加以拒绝了。

　　由于歧沟关之败，北宋联夷攻辽以复燕云的策略目标是落空了。推究其因，当然宋军缺乏临敌制胜的战力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渤海残部与女真的力量薄弱，禁不起契丹打击，以及高丽敷衍观望，不能发挥牵制合击的效果，也有关系。但契丹在连续用兵东方之际，仍能迅速将主力转移，应付宋人的进攻，而且保持充沛的战力与高昂的士气，似乎更是整个策略成败的关键。据辽史记载，经过一场寒冬征战，讨平定安国及附近女真的契丹东征军，甫于二月中旬还军归朝，而三月初，宋军已三路入境。辽廷即「诏趣东北兵马，以为应援」。耶律休哥得此后援，乃转守为攻。破宋军于拒马河，又败之于歧沟关。

　　耶律斜轸则驰赴山西，克复诸州，并亲自设伏，陈擒骁将杨继业。继业号无敌，攻据云、朔数州，及其败死，宋诸州宋将皆弃城遁。影响不可谓不巨。（辽史卷十一）契丹具有如此优越的机动力与持久战斗力，难怪能成为当时威霸北亚的超强。宋军既乏临战制敌之力，遂至功亏一篑，所谋无成。对辽政策也转而弃战谋和。终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但由于燕云未复，「北虏」的威胁，也就成为北宋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贰、联番制夏与德明就抚

　　北宋到太宗时期，不但伐辽失败，造成重大国防问题。另外在西北也因企图吞并西夏不成，引起边防严重困扰。西夏可以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残余。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黄巢攻据长安。陕北党项羌酋拓拔思恭助唐讨贼有功，被命为定难军节度使，统有陕北数州，后长安克复，唐室封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此即西夏的起源。西夏割据陕北，历时百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九八O），西夏由李继捧继统，但宗族不服。时宋已削平诸国，割据势力惟余西夏李氏，如能加以撤藩，和平统一，自为宋廷所愿。加以伐辽新败，若得夏人献土，亦可补声威之挫。所以太宗在太平兴国七年，遣专使征召继捧入朝，遂并其所领五州之地。但西夏部族本非汉种，割据政权有其种族特性。故李继捧入朝献地，其族弟李继迁即纠合棠羽，连络族众，以兴复为号召。西北边患遂起。

　　李继迁叛后，请降契丹，辽圣宗妻以公主，声势渐振，宋廷则以北鄙不宁，甚至有岐沟关之败，无法专力对夏，终太宗之世，剿抚无效，边扰日甚。

　　至道三年（九九七），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为解决西北并扰的困局，朝臣弭兵之论大起。对西夏问题也一意用抚，以期收拾边局。故真宗初立，即遣使谕李继迁，依其要求，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尽予李氏旧有五州之地，复赐姓名，期弭边患。但继迁声势骤涨之后，野心更大，已不以恢复故土为满足，咸平元年（九九八），边警后起，麟、府、鄜、延等陕北州郡频频告警。甚至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粮运断绝，陷入孤危。时河北边警未解，于是在西北交困的难局之下，宋廷不得不又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进行联吐蕃以制西夏。

　　吐蕃在唐朝中叶盛极一时，唐室饱受威胁，至唐末衰落，五代时期已微弱不足道，其东方部族以凉州（甘肃武威）、鄯州（青海宁夏）为中心，散居甘青一带，各成部落，不相统属。至北宋初年，情况犹然，而当时宋廷经营方向首在统一内部，避免生惹边事，且需要吐蕃马匹以供战备，故对吐蕃专以恩抚羁縻为策。而蕃族亦以卖马为利，倾心于宋。淳化年间（九九O一九九四），宋太宗曾遣丁惟清往凉州市马，因蕃族之请，遂留知凉州府事。宋廷亦授凉州六谷蕃酋折甫喻龙波为保顺郎将。宋朝与凉州吐蕃的关系大为增进。到了太宗末年，由于继迁势力日大，威逼吐蕃，劫扰宋蕃马匹交易，宋蕃以利害一致，故双方即从经济为主的友好关系进一步酝酿为共同对夏的军事联盟。

　　至道二年（九九六），宋朝出兵攻讨李继迁，吐蕃折平族已上言部落为继迁所侵，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太宗当时尚有自信对付西夏，故仅「赐币以答之」，及宋师进讨无功，真宗即位，归还西夏五州，反而导致西夏势张，边患更为严重，于是笼络吐蕃以弱西夏，遂成宋廷西北边防政策重心。咸平四年（一OO一），久遭继迁围困的灵州情势危急。宋廷弃守难决。这时吐蕃回鹘皆因不甘西夏侵迫，要求与宋朝合兵击夏，于是双方军事合作的时机顿告成熟，宋廷特授西凉吐蕃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以次各酋豪为怀化将军，并遣专使前往册命，「藉其戮力，共讨继迁」（长编卷四十九），接着更采纳吴淑「以夷攻夷」的建议，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长编卷五十）而吐蕃诸部中，凉州潘罗支堪为最强雄长，故宋廷特命专使，拟前往凉州，谕其进攻继迁。但潘罗支不待宋使之行，已主动致书宋边，请示出兵日期，以便配合。宋朝命其「宜整师旅以俟，出师即往报」，宋蕃夹攻西夏的计划已告确立。但联合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见展开，久困无援的灵州卒于次年三月陷落，宋军防线太幅后撤，联蕃攻夏的计划落空。

　　此次宋蕃联合攻夏的布署，由于吐蕃态度积极，宋朝也急于解灵州之围，双方合作理应顺利，结果未见行动，坐视李继迁获得重大胜利。此固缘于继迁机警过人，常能先发制人，掌握战局主动，但宋人秉持传统观念，视外族为豺狼，不可信任，以致疑惧滋生，决事迟滞也有关系。所以宋真宗命梅询、宋沆出使潘罗支时，指示说﹕

　　朕观盟会图，颇记土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师，若难为追袭，即灵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须遗。（长编卷五十）

　　可见虽然宋朝已决定出兵援灵州，却无心与吐蕃确实合作，如果没有把握追击李继迁，便不通知吐蕃出兵。

　　继迁攻陷灵州，建以为都，野心更张，大力向河西发展，威诱吐蕃，欲收为己用。但潘罗支仍亲向宋朝，并请进兵会攻继迁，收复灵州。这时宋朝也顾虑如果吐蕃落入西夏之手，西北尽成继迁势力，其祸更巨。所以为争耳又吐蕃，威平六年（一OO三），升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宋制素少以节铖颁外夷，今毅然授潘罗支以方面之任，可见重视之一般了。但实际宋廷此次结好吐蕃的用心，主要仍在巩固马源，及制衡西夏。对联兵会攻，并不积极。所以潘罗支屡请会攻继迁，宋廷朝议仍认为「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第诏令常为之备，俟贼侵轶，即命边兵掎角」（宋会要方域部卷二十一）已形同观望了。

　　宋蕃联兵攻夏虽未实现，但继迁以西凉水草丰美，潘罗支不为所用，故不待宋蕃行动，又主动西进，威平六年十二月，攻陷凉州，丁惟清被杀。幸而潘罗支诈降，阴集诸族合击，继迁大败，中流矢，不久去世，而西北边局也意外获得缓和。

　　李继迁挫死西凉，子德明继立。潘罗支也于半年后，被亲附继迁的部族所谋杀。时契丹大举南犯，真宗议北征而深念西鄙，所以继续推行连结吐蕃的政策。追赠潘罗支为武威郡王，遣使赙恤其众，并以其弟厮铎督继为朔方节度使，尽领潘罗支旧职。

　　当宋受逼于辽，吐蕃新易其主之际，西夏德明亦以初即位，政权尚未十分稳固，新获之地亟须整顿经营，久战之师亦待休息，故对宋态度转变。而真宗时期的宋廷亦以靖边为务，欲藉继迁之死，收拾边局，因而诱以财货之利，招纳德明。于是继澶渊之盟的成立，宋夏也于景德二年（一OO五），展开和议。次年，和议成立，德明降宋，受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依例恩赐给俸。宋廷并晓谕诸蕃，各守疆界。纷扰二十余年的西北，获现和平之局。

　　综观此期宋人联蕃制夏外交的推行，实迫于继迁之扩张，西北动荡。然联盟结成以来，吐蕃跃然救试，宋人却疑忌吐蕃，渐而转成利在夏蕃分立制衡的心理，以致联兵攻夏行动迄未展开，坐今继迁北陷灵武，西破西凉。但是也由于宋朝连结吐蕃收效，终致西夏进攻凉州，继迁败死，西北边局顿然改观。

　　事虽出于意外，却不能不说是联蕃制夏政策的重太收获了。

　　宋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对辽战争，又以联夷制夷政策，成就了西北和局。此后数十年，宋朝兵戈息止，两河陕陇恢复安定，遂能文风蔚起，开展繁荣富盛的太平时期。

　　参、以辽制夏与庆历相议

　　德明降宋后，臣事两朝，、经营商利，日益富强。同时利用宋廷之姑息厌兵，专力西向，谋取河西走廊。大中祥符八年（一O一五），攻破凉州，六谷蕃部残破。幸而此时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崛起青堂（青海西宁）、邈川（青海乐都）一带，拥 兵数万，羡中国贸易赐予之利，输诚于宋，与夏对立。宋廷为保马源及制衡西夏，亦特意笼络。西北边局得以维持二十余年的平静。但到了德明之子元昊年纪渐长，西北危机又起。元昊为西夏雄杰之主，长于攻战，富于*野心，对其父利宋贸易，臣事唯谨，不以为然。宋仁宗天圣六年（一O二八），元昊攻陷甘州（甘肃张掖），回鹘溃灭，乘胜夺取西凉。西北烽烟大起。不久德明卒（一O三二），元昊嗣位。不但联姻契丹，扩充国势，同时大攻青唐诸部。准而攻占瓜（甘肃安西）、沙（甘肃敦煌）、肃（甘肃酒泉）三州，尽有河西之地，括土三千里，掌握了水草丰美，且为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威望大增，遂转而进行称帝建国的王霸事业。北宋另一次重大危机亦告爆发。

　　仁宗宝元元年（一O三八），元昊筑坛受册，正式称帝，并遣使如宋，要求称帝改元。宋朝对西夏向河西的扩张，没有警觉，及元昊称帝，却强硬对付。不但关闭榷场，停止互市，筹议出兵，并诏削元昊赐姓官爵，揭榜于边，募能生擒元昊或斩首来献者，即以为节度使。不久元昊主动进攻宋边，宋夏战争遂起。

　　自太宗西北用兵不克，以夷制夷已成宋人传统对外策咯，故元昊称帝，宋臣即纷议联结吐蕃，以夷攻夷。为此，仁宗即遣使吐蕃，授唃厮啰为保顺节度使，赐帛二万匹，令背击元昊 。及康定元年（一O四0），三川口之战，大将刘平败死，关陕大震，情势急迫，宋廷急诏唃厮啰速领手下军，径往夏界攻 敌，仍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是年夏，宋决讨元昊，又遣专使谕唃厮啰助讨。另遣别使往河州（甘肃临夏）谕西蕃瞎毡出 兵讨贼。并在陕西州县特设馆驿，专供招待吐蕃商使来往。称之曰「唃家位」（邵雍闻见录卷十三）宋朝对吐蕃攻夏的期待虽如此殷切，唃厮啰亦约尽力无负，但终未见具体行动。而宋 军先后又有好水川，定川之败。藉唃厮啰攻元昊之策既未收效 ，宋廷只妤渐采备御之策，利用吐蕃攻夏之说，亦赵沉寂。

　　宋人为制元昊，对吐蕃之笼络，军事之积极，远过于真宗之对潘罗支，然夹击之议终不能行。推究其因，实乃吐蕃分裂及元昊进行破坏所致。原来唃厮啰初娶李氏，生瞎毡、摩毡角 。又娶乔氏，生董毡。后李氏宠衮，斥为尼，二子被锢。李氏党不服，拥母子出奔。瞎毡据河州，摩毡角据邈川，唃厮啰不 能制。元昊乘机以重贿间之，阴诱酋豪，吐蕃势力因而大衰。

　　宋廷虽同时笼络其父子，但嫌隙已深，分裂如故，仅能自保。

　　唯吐蕃既利宋赏赐贸易，亦不愿投入西夏阵营，对西夏尚有相当牵制作用。

　　元昊称帝之初，宋臣僚多主强硬，但经三川口，好水川两役，宋军败没，主战派气夺，不得不转采守备之策。而增兵设守，军需浩繁，宋人咸感西事日艰，和议论乃渐告抬头。庆历元年（一O四一），担任延州统帅的范仲淹曾致书元昊，以财货通市之利，劝其弃战言和。知谏院张方平也建议宋仁宗，乘南郊大礼，降赦招纳元昊。西夏方面，由于战争消耗，贸易中断，也已物价飞腾，公私交困。但元昊恃胜狂妄，和议仍未展开。

　　宋朝既无力制服西夏而反为所困，影响所及，遂引起契丹的觊觎，乘机胁迫宋朝，图取利益。宋人再度面临西北交逼的危机。

　　庆历元年十二月，辽兴宗以伐宋诏谕诸道、会诸军于燕，为威迫之计。继于次年正月，遗使入宋，要求瓦桥关南十县故地，并质问宋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戍兵的缘故。幸而宋朝对此早得情报，有心理准备。一面建大名为北京，整军备战，表示抵抗的决心。—面派富弼赴辽谈判，以维护和平关系。

　　富弼是北宋杰出的外交人才。他成功地说服了辽兴宗放弃割地的要求。愿意在和亲与增加岁币两种条件之间作选择。富弼还汴，报告交涉情形。这时宋朝由宰相吕夷简等决策。对辽的回复是和亲则无金帛，若能使西夏降服于宋，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共三种条件，给辽选择。这年八月，富弼二度赴辽，辽兴宗爽快的选取了增岁币二十万的条件。增币交涉遂告结束，这固然是宋廷遭受新的屈辱与损失。但辽兴宗贪得财利，订下命夏纳款的承诺，后来却导致辽夏冲突，宋朝得到以辽制夏的效果，扭转了外交颓势，也有助于西夏问题的解决。

　　庆历二年闰九月，宋军对夏战争，又有定川之败，至此，宋朝和谈之意更决。这时宋辽增币协议刚成立，辽使来宋，表示西夏有意求和，于是和谈之门开启。宋朝传告元昊，若能称臣纳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礼数必优于前。宋朝招抚之意迫切，但元昊挟军事胜利，谈判态度仍甚强硬，坚持不肯放弃帝号。宋朝只好再通知契丹，请辽兴宗依约，劝谕西夏降服。而西夏在宋朝岁赐贸易之利招诱下，仍只愿称男而不称臣，宋朝因为西夏称臣于辽，若不臣服于宋，恐有后患，所以对此也不肯让步。后来元昊为多得货利，愿以岁卖西夏所产青盐十万石，及增岁赐之数为条件，纳款称臣。宋朝同意增岁赐至二十五万，至于青盐，因关系宋朝官营之解盐销路，且予夏太多，恐引起契丹再生枝节，所以不能接受。僵持到三年十二月，元昊虽同意称臣，却坚持通市青盐，增岁赐至三十万，宋廷不允。

　　元昊怒掠秦州，宋夏和议已濒于破裂。但在此僵持之际，辽夏却爆发了冲突，使西夏态度骤然转变。

　　宋辽增币交涉，宋方以增付十万为代价，由辽谕夏降服，辽兴宗满怀信心，以为指呼之间，便令元昊依旧称臣。不料元昊数胜宋师，雄心益炽，自称西朝，以契丹为北边，对契丹迫和之谕，不甘服从议久不决。而兴宗素以强盛夸中国，对元昊不受约束，遂以为耻，思加讨伐，以立威望。此外，元昊娶兴平公主，为兴宗之姊，元昊待之甚薄，怨病而死，兴宗更为不平。西夏方面，以辽向为对宋同盟，今契丹却利用夏与宋战之机会，坐取增币之利，反而迫其向宋臣服，积怨遂起。此时适有契丹西南部分党项羌族叛附西夏，元昊受之，并出兵援护。兴宗大怒。决心伐夏。

　　庆历四年七月，辽遣使告知宋朝将伐西夏，并以「元昊负中国，当诛」（长编卷一五一）为借口，要求在辽夏交战时，如元昊求和称臣，宋廷应予拒绝。接着在十月间，辽就动员骑兵二十余万，分三路渡黄河攻夏，但元昊诱敌深入，辽军入境四百里，即为所败，死者不可胜计。

　　辽夏冲突既起，宋夏和议遂急转立下。因为元昊恐两面受敌，闻契丹来攻，印放弃顽强的谈判态度，遣使入宋，表示接受岁赐二十五万五千的最后条件，而称臣纳款。宋朝虽顾忌契丹的态度，一时朝议纷纷。但终于采取了比较主动的策略。遣使告知契丹，宋夏达成和议，事在辽夏冲突之先，故宋方难拒西夏的称臣纳款。并于十二月间，正式遣使册封元昊。宋夏和议遂告成立。另外宋朝曾于九月间，先告知西夏，即将遗使封册，这也使元昊得以专力抗辽。辽师既败，遂不敢轻宋。宋朝可说既舒北忧、复解西师。进而争西东亚国际运用的主动地位。这应是宋廷数年间，博采群议，运用财货，以夷制夷的外交收获。（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

　　要之，当元昊之叛，宋人以承平已久，天下富盛，乃采强硬政策，谋制西夏。不料西师屡挫，甚至引起契丹要索，西北交困。至是宋廷以实力不足，只得藉财货外交，对辽让步，以夷制夷。从而引发辽夏战争，元昊亦称臣纳款。虽然仍不能免于岁币买和之讥。但总是解决了危机，安定得以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