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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抟土造人的女娲氏
远古时代
(约距今300万年─公元前21世纪)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天、地的出现及人类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一类的传说流传久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奥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00余万年，因而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提出：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
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古猿演变而来的。最近几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古猿与早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使「从猿到人」的学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
人类的出现与劳动有关。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意义。它可用于照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发达。如3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毫升，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范围，身高也与现代华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说明古今人类在这块大地上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宽广。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当代中国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对集中于河网密布的东半部。人们的食物结构也是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栽培稻，说明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七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还出现了刻划符号。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时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当增至一定数量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又分离出新的氏族。它们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它们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后来分别向东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它们与西进的东夷集团、北上的苗蛮集团发生过多次战争。传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和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使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境内。为了争夺联盟的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炎帝战败。地处北域的黄帝乘势南下，使炎黄二族的势力达到长江和汉水流域，华夏集团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展。以后的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华夏的特定地位，黄帝也成了华夏的共同祖先。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人们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举公正、贤能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进行生产、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古史传说中出现了尧举荐舜、舜举荐禹，禹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益当部落首领的故事，历史上称这种作法为「禅让」。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有，因而没有争夺欺诈、也没有盗贼劫掠的时代。古代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大同社会。
古代居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地进行斗争。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面对滔滔洪水，野兽肆虐，尧为了把民众从水患中解救出来，命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虽经九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于是，舜命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领民众兴修水利、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八年（一说十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水患。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积极抗争的无畏精神。
随着生产力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剩余时，俘获的战俘不再被杀死了。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这样，私有制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椁，有许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财富的猪下颚骨等随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个不大的墓穴和几件陶器；还有一些死者身首异处，既无墓穴、也无随葬物品，甚至被丢弃在废弃的窖穴或沟壕之中。这说明，这些死者身分、地位和占有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的不断发展，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表明原始社会到了末期。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它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为适应战事的需要，兵器的生产受到普遍重视：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他们摈弃过去的习惯法，制订了新的制度法规；「禅让」制度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必然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新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
河南登封王城岗发掘的「奠基坑」，其尸体据说可能是夏代殉葬的奴婢
夏朝
（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7世纪）
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代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履癸（桀），共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过了四百余年。
夏代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以期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享。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也面临缺乏统治经验的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即使是在起进步作用的上升阶段，也改变不了统治者剥削、掠夺和贪图享乐的本性，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和利的争夺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夏启死后，出现了五子争权斗争。太康即位后，政事不修，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积蓄力量，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夺回了政权，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夏代历史上出现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事件。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他日夜与妹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百姓指着太阳咒骂夏桀。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目前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令我们了解三千多年前祖先的样子
商朝
（约公元前17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商汤统治时期出现大好局面，得益于伊尹和仲虺这两个贤臣的辅佐。据记载，他们二人在*上颇有主张。他们被汤任为右相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至太甲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即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发兵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前徒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与武王所建的镐京(宗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
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又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到了周厉王时，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徵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
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昭王率大军征伐南蛮，遭到蛮族的强烈抵抗，周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昭王也死于汉水之中。这是西周早期周王朝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从此失去了对南方各国的控制能力。穆王与宣王也曾南征，均未获得重大的战果。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时，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做王位继承人。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他迁居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淄博市发掘的春秋齐国车马坑，其旁另有殉马坑等
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他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时，楚国则联越制吴，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差急忙回归，向越求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霸主。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动荡、大改组，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七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战国时代的形势是：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齐在东，秦在西，韩、魏在中间。在这七个大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
从魏文侯开始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是魏国独霸中原的时期。魏的强大，引起韩、赵、秦的疑虑，它们之间摩擦不断。公元前354年，赵国攻卫，魏视卫为自己的属国，于是出兵攻打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派田忌救赵，用孙膑之计，袭击魏都大梁。时魏军虽已攻下邯郸，不得不撤军回救本国，在桂陵被齐军打败。次年，魏、韩联合，又打败齐军。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设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埋伏圈，齐军万箭齐发，魏国大将庞涓*，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由此造成了齐、魏在东方的均势。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于是向东扩展势力。先是打败了三晋，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后又向西、南、北扩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其疆土之大与楚国接近。
在秦与三晋争斗之时，齐国在东方发展势力。公元前315年，齐国利用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一度攻下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齐军才从燕国撤出。当时能与秦国抗争的唯有齐国，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争取楚国。
楚国的改革不彻底，国力不强，但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楚结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于是秦派张仪入楚，劝楚绝齐从秦，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楚怀王贪图便宜，遂与齐国破裂。当楚国派人去要地时，秦国拒不交付。楚怀王兴兵伐秦，大败而回。楚国势孤力弱，秦便东向进图中原。先是与韩、魏争斗，后与齐国争斗。公元286年，齐灭宋，使各国感到不安。秦国便约韩、赵、魏、燕国攻齐，大败齐军。燕国以乐毅为将，趁势攻下齐都临淄，攻占七十余城。齐王逃至国外，为楚所杀。齐国的强国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由此，秦国开始了东向大发展。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加紧统一的步伐，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六国的部署，连年发兵东征。经过多年的争战，从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东方六国先后为秦统一。从此，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起西周，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采矿、冶炼、铸造业中出现了许多新工艺，如竖井中采用垛盘支护，使采掘深处的铜矿成为可能；硫化矿冶练技术的出现，拓宽了铜矿资源的利用；焊接、嵌错、鎏金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等，使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铁器的出现，特别是战国中叶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行业中逐渐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新兴地主阶级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旧有生产方式是个沉重打击。这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导致割据与混战，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造*员的大量伤亡。各国之间设关立禁，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促使社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广大农民、工商业者和新兴地主都盼望统一。虽然统一是靠长时间战争实现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换来了历史的进步，使一种新的制度得以确立。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古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秦始皇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层层控制的统治体系，并采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的统一，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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