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离婚弄假成真：北京知青们遗落在陕北的爱情<%=id%>

　　“那时候男女关系抓得很紧”

　　多年以来，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这时候，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33岁的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

　　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次日，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是北京知青。三年后的1976年，付育华的亲生父母回到了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付育华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去，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并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母亲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对记者说。于光云曾有过类似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最终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一顿臭骂。那位知青最后做了引产手术。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他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唯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于光云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要在北京，天天桌上会有肉，但在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为这，老婆和他吵过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会说起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高烧不退，但于光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不过，于光云的老婆承认，这么多年来身体还可以，“吃的东西都很有营养。”

　　“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摸‘高压线’”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陈志每天都要喝酒，“以前是一天一瓶，现在是三天一瓶。”

　　陈志的老婆是当地人，谈对象的时候，他的老婆曾被当地的政法干部扣了起来，理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那个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一个‘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搞不好就会进监狱。”陈志说。

　　刚刚去世的留守知青高玉珍，她的经历比陈志更为悲壮。

　　插队时，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同室的知青给高玉珍开了一个玩笑，大家让她到院子里去取尿壶。高玉珍准备穿衣服，有人说，你不用穿衣服了，尿壶就在门外面，你一取马上就回来了。但高玉珍刚一出门，同室的知青立马将门关上，并且大喊“抓贼”。同院的男知青闻声纷纷出来抓贼。全身*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院子。这个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他的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心地善良的杨服焕用棉被将高玉珍裹了起来。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政法干部将杨服焕抓起来，高玉珍找到政法干部，说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她愿意嫁给杨服焕。

　　“当时我们都想不通，杨服焕是一个秃子，还有些瘸，大家因此看不起高玉珍。”留守黄陵的知青龚凤海说，“但现在才真正感觉到，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大家尊重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当地引起很多的议论。

　　“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对那时当地风行的‘买办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比‘梁祝’更为可贵。”龚凤海说。

　　龚凤海认为，应该给高玉珍树一个碑，“按我们现行的婚姻标准来说，大家觉得高玉珍可能生活得很惨，但其实她的后半生过得很满足。她和杨服焕互相照顾，她和一个贫农相伴终生，用自己的一生来落实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政策。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满足的。”

　　“如果那时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的婚姻也是因一句玩笑而起。

　　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下？要不给你介绍一个“老陕”？

　　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但因为双方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两人分居17年。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汪桂兰也动过回京的心思。汪桂兰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北京市教育局当时连续给她来过四封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但汪桂兰犹豫了好长时间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于2000年被评为延安市劳动模范。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汪桂兰在留守知青里，很受大家羡慕。

　　提起那段历史，汪桂兰感慨颇多，“如果那时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

　　近60岁的龚凤海至今还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1991年最后一次考公务员名落孙山后，龚凤海的老婆和他离婚，在离婚证书的财产处理一栏里，属于他的只有“穿戴衣物”。他曾多次向单位领导申请住房，领导说，等你有了老婆，再给你分房子。但他每次相亲，对方都说，只要你有房子，我就和你结婚。

　　龚凤海宿舍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女画。当地人因此说他有些不正经，“肯定在外面胡来。”但龚凤海称，男人是爱女人的，不过不能“胡爱”，“一个家要有男人和女人才会显得和谐。”

　　每天出门前，龚凤海都会对着镜子梳理一下稀疏的头发。镜子左上角插着一张毛主席像，“早上看他老人家一眼，我每天都会有精神。”

　　已经内退的龚凤海每天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实在心慌的时候，他会跑到山顶上，吼上几句陕北小调。

　　精神失常的母亲说：“你不要结婚！”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架，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为此，她自作主张，改掉了妈妈给她起的“京红”这个名字。 

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今年33岁的袁京红已经不再埋怨妈妈了，“我成家已经好几年了，孩子都7岁了，我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从信里她得知，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了。

　　随后，袁京红去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儿。”母亲说。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袁京红在北京呆了两周，临近回陕北时，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显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奶奶也问过她，“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会回来的。

　　回到陕北后她才知道，自己去了北京后父亲三天没有睡觉。“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母亲的事情。”袁京红说。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她也曾拨过一次电话，不过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要听一些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听到村支书喊“北京来记者看你了”，赵纯慧呆滞的眼睛里透出些许兴奋。“疯了几十年了。”村支部书记说。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跟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了。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能吃上皇粮，这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李根管坦言，“我们这里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赵因此得到一些资助。

　　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精神失常后，赵纯慧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几乎每天，她都会坐在村头的石头上，一个人唱着当年知青们自编的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