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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在《中国商人的宪政情怀》一文中说：‘清末的立宪运动主要是由立宪派来推动的。立宪派主要由四种人士构成：官（员）、学（者）、商（人），再加上普通民众。要论立宪的最强大的动力当然来自商界。官员中的立宪派由于所处权位的关系能对立宪要求表示或暗或明的同情，就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学界则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的缘故较难以发挥号召力，其领袖人物康梁等人由于亡命海外，对国内开展立宪运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唯有商界在官员和学界的匡助之下，为立宪奔走呐喊，不遗余力。’
清末商绅对于立宪确是不辞劳苦。早在1904年，商绅张謇就和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印制了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给慈禧太后，希望清廷作为立宪的蓝本。在内外压力下，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1907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商绅纷纷响应。1907年12月6日，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这可说是绅商组织推动立宪的代表。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是个中过状元的纺织业商人，而且与官场关系密切。他同袁世凯曾一起随庆军入朝鲜，又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代作《拟请立宪奏稿》，对于立宪满怀热情。
郑孝胥字苏戡，又字太夷，福建闽侯人。他是举人出身，曾任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省当过边防大臣、按察使、布政使，承办过瑷珲铁路。他是上海实业界中的有识之士，对新政有独到见解，他道：‘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
汤寿潜是前浙江都督，他原名汤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早年曾入山东巡抚张曜幕，撰《危言》，主张变法。1890年中进士，授安徽青阳县知县。1903年升任两淮盐运使，不久辞职。1905年加四品京堂衔，担任铁路总理。以后曾担任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
曾铸号少卿，福建同安人，在上海贩运南洋大米进口，获厚利。1905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激起上海、广州、长沙、苏州等地的反美爱国运动，他在上海提倡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的权利。后又投资镇江造纸厂和江西瓷业公司，发起成立上海商团公会，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著有《山钟集》。
‘预备立宪公会’的四名中坚分子都是著名的实业家，其他成员中，商人亦占不少。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汤化龙、谭延恺、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一场立宪运动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08年8月，各团体以清政府无实际行动，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清政府用查禁政闻社的方法予以打击。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咨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均未被接受。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暴露了清廷集权皇室的图谋。立宪派心灰意冷，一部分转与清廷对立，至武昌起义爆发时，投向革命阵营。
商绅支持立宪的原因
商绅支持立宪主要出于朝廷的种种管制不利于商业。张謇曾说，清廷‘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梁启超也在《国风报》上谈到：‘今日中国之*现象、社会现象，则与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由此可见，振兴实业的关键在于立宪，这就难怪商人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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