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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春天的到来并未给尘雾笼罩下的伦敦带来多少活气。相反的，因为初春的湿气，雾气下的朦胧感还在加剧。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的一个19岁小青年，就在这样一个春天得到了一份比气候更具朦胧感的邀请：免试保送前往中国，为英国驻华领事馆服务。
虽然祖先是曾追随奥兰治的威廉踏上英国大陆的Captain Van Hardt，当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于1835年2月20日生于在北爱尔兰亚马郡时，伦敦对这个没落酒厂主的儿子来说都是无比遥远的地方，更不消说中国了。但全家人一致支持他的决定。临行前，父亲塞给罗伯特五十英镑路费——这对于一个年收入仅几百镑的家庭来说已经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但此时的哈特一家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日后会以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闻名于后世，并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度过几乎整个的后半生。
鹭宾•赫德，太子太保、头品顶戴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三代正一品封典，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获得者，从男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关键人物。他主持下的中国海关成为变革时期中国重要的财政来源，为近代经济形态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做出了贡献；他还以《局外旁观论》等一系列意见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军事、外交的改革。在他的努力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在赫德主管中国海关以及参与中国近代海军创建活动的过程中，曾催生了一支奇特的舰队——它们不是正规海军的组成部分，却拥有威力强大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和吨位堪比小型巡洋舰的舰只；它们保卫着大清帝国的经济权益和沿海安全，悬挂的却是别具一格的海关旗；它们在中国舰员的操纵和运作下，却始终必须服从外籍舰长的指挥……这支被人遗忘许久的奇特舰队，就是大清历史上的海关舰队。
作为现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关既是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该国财政系统内的重要机构。但对于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来说，礼节性的“朝贡”和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本没有也不需要商业气息浓重的海关。近世中国的海关，是伴随着“夷氛”的涌入应运而生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海关，则要自1854年的海关改革。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发动起义并攻占县城，上海道吴健彰缒城而走，设在英租界内的旧江海关遭到洗劫而工作停顿，外商乘机拒纳关税。1854年6月，英国领事阿礼国派水兵接管了劫后的海关官署，并借口中国海关机构不复存在，与美法领事协商后宣布由各国领事代征海关税饷。吴健彰对此种越权行为当然不能容忍，当即宣布:中国方面将向中国商人征收全部关税,并要求英商付清欠税。阿礼国声称这是一种“敌对”和“侵略”的行为，表示英方不能同意。因而当中国方面于1854年 2月在苏州河北岸重设上海关、又在黄浦江的闵行镇和苏州河的白鹤渚设立卡征税时，受到了外国领事的一致反对。k9`!QP
迫于财政压力，清廷中央为尽快恢复海关财税收入，于当年 6月29日派吴健彰与三国领事会谈。以阿礼国提出的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新型海关组织方案为基础，吴健彰与阿利国、美领事麦菲、法领事爱棠达成了八项协议，成立一个由三名领事代表（后改称税务司）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领事代表由三国领事各自挑选和推荐，得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帐册；所有海关公文非经领事代表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领事代表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1854年7月12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关税管理委员会在苏州河北岸开始办公，执行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力。一年后，上海关的英籍委员威妥玛（C. T. Wade）去职，英国领事推荐一位与大名鼎鼎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同名的上海领事馆副领事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接管。D$
1859年，领事代表制被税务司制代替。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但李泰国对清政府能否在太平军的压力下保持稳定缺乏信心，因而称病回国休养，临行前推荐赫德署理总税务司。不久之后的同治二年十月（1863年11月）李泰国就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而被解职，年仅28岁的赫德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总税务司生涯。!
作为一个新生的部门，中国海关（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初期的职责是保持稳定的税收。在清朝旧海关制度下，虽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官员无能，完全无法应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激增的进出口贸易。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采用当时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等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防舞弊。这个时期海关的高效廉洁，和清政府上下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收入由白银830万两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中央的财政收入也不过6000万两，关税已经占到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北京条约》向英、法两国各赔偿的800万两均系用海关关税支付，至1866年1月全部清偿。按照清政府的安排，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地方事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余下的百分之四十归户部掌管。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李鸿章提出每年从这笔款项中拨出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筹建北洋海军。新疆局势吃紧以后，清政府又用这笔款项支付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左宗棠西征三年总共耗银3722万两，其中包括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总数为1470万两的贷款，由关税作担保，最后全部用关税偿还。B
与此同时，伴随中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沿海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中国海关的职能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断扩大。领航，就是其中一例。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纷纷涌入开放的中国口岸，这些沿海口岸不仅需要日常的巡视，更需要为数量巨大、式样庞杂的各式船舶提供完备的港口设施——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这项任务引起了海关浓厚的兴趣。为此，海关于1868年成立海务部门，工作范围有勘测、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等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等。海关在各主要港口均设有检疫站，监控疫情。经过海关的有效管理，当时中国一些沿海港口的海务水平已经能和欧美看齐。在“赫德时代”结束的1911年，遍布中国沿海和松花江、长江、广东省的西江等内河的广州、汕头、宁波、福州、镇江、天津、九江、厦门、汉口、芝罘、淡水、台湾、牛庄等十三个通商口岸共设置了180个灯塔及引水船，250个航道浮标和信号灯也在海关的管辖之下。7
起初，为了更好的执行领航任务，中国海关开始购买和改造舰船，建立自己的舰队。起初，这些舰只不过是普通的蒸汽船或者加装了武装的商轮。因为执行任务的范围和难度都比较小，装备的也只是轻型火炮和马枪。一个特殊之处是，由于中国海关本质上说是在中国体制之外运作的，海关舰队装备的舰艇也大多在英国本土或香港订购、建造。
统辖中国海关舰队的司令部设在上海外滩那幢著名的海关大楼内，而为这支舰队提供后勤和维修服务的则是位于一江之隔的浦东的颇具规模的英商耶松船厂。舰队还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设立了华南办事处，负责上海总部与广东、福建等第的联络。
1868年，中国海关定购了它的第一艘舰艇“Kua-hsing”号。这艘小舰的中文名和相关数据已经不可考，只知道她是一艘铁制的蒸汽明轮船，供上海的江海关使用。她的服役经历也鲜为人知。
同年加入舰队的还有2艘排水量319吨的铁胁木质、双层底巡逻舰“飞虎”（Fei Hoo）和“凌风”（Ling Feng）号。她们纤瘦的舰体富于法国风格，长39.74米（130.3英尺），宽7.38米（24.2英尺），3根桅杆，其中前后2根桅杆为铁制，中部的1根则是木质。出于强度以及实用考虑，3根桅杆上均没有设置大型桅盘。这种3根桅杆的设计，主要的好处是必要时可以张挂风帆，采用风力航行，节省煤炭和航行过程中的补给时间；双轴推进，航速较高。通常她们被作为通报舰使用，负责巡视各地灯塔设备和传递公文，曾多次往返于上海和福建、广东之间，游走在台湾海峡之中。为了应付在长途航行途中可能出现的险情，“飞虎”和“凌风”均有武装。但由于靠近舰艏的位置装有桅杆，前甲板空间有限，她们无法在舰艏甲板上直接装备火炮，而改为采用耳台布置法，在前桅附近两舷设置突出船体的耳台，这也是法式3桅军舰标准的前主炮布置方法，每侧耳台各装备有1门20磅的阿姆斯特朗后膛炮，舰首水线上方还有1门格林炮，旋转角度90度。舰尾两侧各挂一只小艇，使用时由舰尾的小吊杆吊放入水中，用于驶近盘查可疑船只。这两艘军舰在海关中服役了40年以上，由于它们轻便灵活，是以成为海关舰队中出动率最高的舰艇。G
1867年开工、1869年下水、1876年完工的英制炮舰“蓬洲海”(Peng Chao-Hai)号是第4艘加入中国海关舰队的船只。它的舰体为铁胁木质，排水量达到了600吨，舰长54.9米（180英尺），宽7.42米（24英尺），蒸汽主机功率制动功率120匹马力，航速12节，编制120人。较大的舰体使该舰也得以容纳较重的武器装备，包括2门40磅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2门阿姆斯特朗20磅后膛炮，还有2门格林机关炮。
1880年，中国海关迎来了一艘更大的舰艇——铁壳炮舰“并征”（Ping Ching，有时也称之为Ching Ping）号。它的排水量为819吨，长64.66米（212英尺），宽9.15米（30英尺），武备之强着实令人大感吃惊：配备了1门6.2英寸阿姆斯特朗式前主炮，4门4.3英寸阿姆斯特朗炮和1门3.5英寸炮。据推测，该舰除了领航、巡视任务外，还要担负华南沿海海域的剿灭海盗、反*任务，并作为海关舰队早期的指挥舰。自“并征”以后，中国方面的有关文件甚至开始把这些吨位较大、全副武装的巡逻舰称为“海关巡洋舰”了。
同年，津海关也购买了一艘小艇作为港巡船。这是一艘103吨的拖网渔船，被命名为“普渡（Poo Too，或称Pu Tu）”号。
除了由于上海的海关总部直接控制的舰艇外，在南方，广州的粤海关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小型舰队了。这支舰队拥有的第一艘舰艇是1860年代后期购入的“Cumfa”号，它的前身是一艘美国内战中使用过的内河蒸汽明轮船。后来从广东水师的“靖海”(Ching Hai)号炮舰（由1865年捕获的英国*船“古董”号改装）上拆下来1门12磅炮，装在“Cumfa”的舰首。
1871年，随着业务扩大，粤海关从上海海关总部买下了“蓬洲海”号，该舰成为这支小舰队历史上最大的舰艇。
这里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福州”（Fee Cheu，又称Foochow）号海底电缆铺设船。\
从1885年开始，中国海关还代办电缆敷设工作。1886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提出了在台湾敷设海底电报电缆的计划，并委托海关代为实施。为此，海关通过英国William Doxford洋行购入了一艘武装商船“福州”号以实施此任务。这艘钢制舰的排水量达到1034吨，长67.1米（220英尺），宽9.76米（32英尺），吃水4.04米（13.25英尺），双轴推进，航速达13节。
“福州”号于1887年中自英国启航，10月间就完成了它的第一项任务——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到福建厦门的海底电报电缆线，紧接着又铺设了从台湾本岛到澎湖列岛的第二条海底电报电缆线。
作为一艘军舰，“福州”舰装备了2门6英寸的阿姆斯特朗后膛主炮，装设在军舰中部突出的两个耳台内。当时的一些海军年鉴甚至将该舰列级为钢制巡洋舰——这一说法实在是太冤枉了它：该舰装备的大炮太过笨重，以致于都影响到布缆的正常作业了。其实从大小和建造目的看，它更加适合作为一条武装商船或者旧式出海炮舰使用，就如同福州船政局在1870年代建造的“伏波”、“元凯”、“登瀛洲”等舰一样。,
在完成布缆任务后，“福州”号继续在台湾断断续续的服役，直到1895年台湾依据《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此后它被福建暂时接收。在那段日子里，关于它的信息相当混乱，部分外国舰船年鉴甚至将它错认为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快速鱼雷巡洋舰“福靖”（Fei Chieh）号。最后，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福州”号终于又划归到海关治下。2
1908年10月30日，美国海军“大白舰队”的“路易士安娜”、“弗吉尼亚”、“俄亥俄”、“密苏里”、“伊利诺斯”、“肯塔基”、“奇尔沙治”等8艘战列舰抵厦门访问。中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4艘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飞鹰”驱逐舰，“通济”训练舰，“福安”、“元凯”炮舰及海关巡洋舰“并徵”、海关海底电缆铺设船“福州”编队出港迎接。仪式隆重，盛况空前。“福州”和“并征”号还作为展示舰，在厦门港接受美国来访海军官兵的参观。11月3日，萨镇冰在旗舰“海圻”设宴款待来宾，宾主双方乘兴而至，尽兴而归。为纪念中美海军早期交往中的这一段佳话，当年还在厦门南菩陀立下石刻纪念，至今尚存。{
石刻文字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
大美国海军额墨利提督座舰路易森那号、乏瑾昵呵号、呵海呵号、咪率梨号仝 ，石乐达提督座舰（口威）士肯（车心）号、伊令挪意司号、肯答机号、凯尔刹区号来游厦门。我政府特简朗贝勒、梁侍郎、松制军、尚方伯、海军萨提督带领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舰及阖厦文武官绅在演武亭开会欢迎，联两国之邦交，诚一时之盛典。是则我国家官绅商民所厚望者也。
宣统二年仲秋k
中军参府蔡国喜 候选知府傅政 水陆提督洪永安 花翎道卫叶崇禄……”
1887年，海关为进一步完善沿海缉私和征税体系以及捕捉日益猖獗的*船只，急需三艘优良海船。赫德委托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也是自己的心腹金登干，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设计师伦道尔（他也是北洋海军“镇”字号蚊炮船的设计者）向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米歇尔船厂定购了3艘性能更为先进的军舰：“专条”（Chuen Tiao）、“厘金”（Likin）与“开办”（Kai Pan）。后世将这三艘舰称为海关舰队的三大巡洋舰。G
三艘军舰中“专条”稍大，排水量379吨，长47.28米（155英尺），宽7.63米（25英尺），吃水3.51米（11.5英尺）；“厘金”与“开办”各270吨，长41.18米（135英尺），宽7.02米（23英尺），吃水3.51米（11.5英尺）。“专条”舰于1887年11月下水，“厘金”、“开办”于12月下水，1888年3月24日三舰自英国出发，次年到达中国。三舰的外形与“飞虎”、“凌风”极为相似，钢质舰体，前后甲板各装备1门5英寸之20磅阿姆斯特朗炮，另有2门3磅哈乞开斯机关炮。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些舰的航速仅有10节，这使得它们在执行任务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这一点也是遭人诟病最多之处。4
这三艘海关巡洋舰的主要任务除了管理灯塔、保养武备外，也要担负起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从新加坡到中国的鸦片贸易的职责。遵照海关的命令，它们都由高薪雇佣的外国人指挥，“专条”、“厘金”、“开办”的首任管带分别为怀勒斯、巴恩斯和爱斯德。Z
除了大型军舰外，海关舰队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型舰艇。如根据1889年1月的报告，分配给广州的拱北关使用的关艇有“雷鞭”、“雷谷”和“关挺”号。1891年8月31日，拱北报告：关前税厂办公用的旧“通利”号护卫舰因年久报废，是日起启用一艘新的护卫舰代替，船名仍袭用原名。1894年6月15日，拱北关马骝洲分卡的“通惠”号警卫船，因年久损坏不能使用，改由“雷谷”号巡轮担任马骝洲航道的守卫任务。L
在各地海关舰队中，驻广东、澳门、香港一带的九龙关最为强大。1899年，九龙关的关艇有“飞鸿”、“厘金”、“关芬”、“关雷”、“关宜”、“九龙仔”、“汲水仔”、“广洪”及“鹏飞”等9艘，1903年又调入“专条”。1900年11月12日，拱北关也借用九龙关的“厘金”舰对拱北关区西部沿海进行巡逻，19日完成巡视任务回到澳门。/
作为海关舰队，其最主要的职责自然是缉私与巡逻。1880-90年代，海关军舰在缉私与反海盗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方面广东的粤海关走在了前面，尤其是拱北关的“龙晴”号关舰，在1890年代几次主要的行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1901年4月，“龙晴”在上妈阁查获一艘叫“广胜利”号的民船，船上载有大米1500包、*武器25件（子弹2万多发，*60支），同时抓获*主犯黄锐。5月29日，该舰又在高栏岛以北的竹篙尾截获法籍轮船“盛利”号*的鸦片17箱，船货在一起押送到马骝洲，并于6月3日奉两广总督令押送“盛利”轮前往广州调查。1911年8月7日，“龙晴”在一艘从广州湾到广海的民船上查获生鸦片136包，价值42000余元，船货均没收。30日前在前山又查获熟膏100斤。
1903年7月26日，拱北关的“金星”号关艇在九龙洋面巡逻时，应民船的请求在东澳岛附近抓获海盗6人。1910年2月5日，拱北关的“雷鞭”号关艇在追缉一艘“和顺”号民船时，由民船舵手不明情况，以为是海盗来抢劫，拼命逃路；关艇以为是*船而鸣枪警告，民船仍不停航，被关艇用格林炮射击，击毙其舵手始停船受检。经检查后，该船一切正常，*完备，船被拖回马骝洲分卡；数日后由船主前来领回，还罚款50两，则是海关工作中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除了缉私、巡视外，海关舰艇也担负要员坐舰和执行测量任务。1877年1月，赫德委任好博逊（H. E. Hobson）为即将设立的瓯海关税务司。3月2日，好博逊乘“凌风”舰抵达温州，在温处道方鼎锐的协助下对沿江岸边一带进行视察。“凌风”号舰长费洛对港内航道做了半个月的测量。根据观察和测量结果，好博逊决定把地址选定在温州北门城外沿江岸边。1886年7月12日，赫德也乘“凌风”舰到温州视察，翌日离温州前往福州。Q
从1880年代开始，海关舰船还时常被赋予准军事任务，所以经常可以在海军舰队检阅的舰列中看到海关舰艇的身影。现存的几份关于广东海军的奏折中，多次出现“蓬洲海”、“并征”等舰的名字。不可忽视的是，因为中国海关的外国背景与资本主义性质，海关舰艇常常在某些关键时刻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的出现给外国领事、传教士、商人提供了更为安全的保障，使得他们不再惧怕陷入边远地区的骚乱和中国民众的排洋运动中。 0
1891年春夏之交，长江沿岸尤其是中下游一带掀起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虽然主管此地的地方督抚在中央政府的严令下采取了一些旨在保护外国人的措施，无奈范围极广，招架不住；而布防稀疏的中国南洋和广东海军炮艇对此则完全无能为力。在骚乱风起云涌之际，南洋海军的主力正处在经年累月的萎缩中，主力舰艇撞击巡洋舰“南琛”、“南瑞”、“开济”、“寰泰”、“保民”等均因年久失修而无法使用；而北洋海军正在北方水域举行大规模的会操和检阅，远水不解近渴。局势紧张，总税务司赫德下令从南方紧急召回海关巡逻舰“飞虎”号和“凌风”号，协助正在上海的“并征”号驶往长江沿岸各口，救助外国人，恢复当地秩序。这一行动为海关舰队争得了很好的印象，《北华捷报》对它们做如是评价：“装备精良、值得信赖、军容严整、训练有素。”这一事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南洋海军的训练懈怠、官兵意志消沉以及中国某些海军官员的无能。
除担负准军事任务外，因为李鸿章与赫德的特殊关系，海关舰队在战时还曾多次为中国军队提供侦察、支援等方面的帮助。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10月，“飞虎”在台湾海面供应各灯塔的给养时，被法国舰队扣留。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中将通知海关当局说，只有接到巴黎的命令才能释放“飞虎”号。1885年1月7日，赫德命令金登干前往巴黎，直接向法国总理茹费理交涉此事。1月11日，金登干在巴黎见到法国总理兼外长茹费理，金登干受赫德指示，借此机会就法国在越南与清军交战一事进行调停。6月9日，中法双方在4月4日由金登干代表中国、毕乐（A. Billot）代表法国签订中法停战草约的基础上，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在甲午战争期间，“飞虎”也曾借拨给北洋海军，担负侦察、通信等军事任务。4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因“北洋兵轮太单、雷艇太小”，南洋军舰本不足恃，广东水师的军舰又太小太旧，曾与总税务司赫德商借三艘海关巡洋舰“专条”号、“厘金”号、“开办”参战，但无结果。~
从总体上说，进入20世纪前，海关舰艇以中小型的沿岸舰艇为主，大多为英制。进入20世纪后，它们已经日益老化，因而逐渐被一些新建造的舰艇所取代。与甲午战争后重建海军时采取的策略类似，中国海关也开始从日本订购舰艇，“流星”（Liu Hsing）号便是最早的一艘。该舰为钢制，排水量724吨，长59.17米（194英尺），宽8.39米（27.5英尺），双轴推进，1902年在日本川崎船厂建成，一直服役到抗战期间。4+O
1907年的严冬，在多年的助手和亲密朋友金登干去世后，62岁的赫德在重病中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中国海关和海关舰队，告假回国。四年以后的1911年9月20日，当66岁的老人逝世于白金汉郡的家中时，他大概不会想到，仅仅在一个月以后，一场革命的烈火会席卷东方古老的专制帝国。而随着武昌城头十八星旗的升起，大清王朝轰然倒地，大清海关的舰艇也顺理成章的被中华民国海关接收下来。1912年2月12日，海关总署下令各分卡、机构改悬挂五色国旗，清末海关舰艇的历史至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注：本文原发表于2006年5月《舰载武器》杂志，发表时有删节。4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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